初中的时候，我还参演了一个动员学生参军的歌剧《八月十五月光明》。这个剧主要是讲，一个老头带着孙子去赶集，路上听见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回家看到了儿子参军寄来的喜报。由于我个子比较小，在这个剧中，我演了这个老头的孙子。
上高中的时候，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政治上的运动也一步步兴起。“大鸣大放”期间，大家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党克服缺点，解决党内现实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巩固人民政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
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而党的政策明确规定不得在中学展开辩论。但是高一快放假的时候，我却跟同学蒋连敏发生了争辩。他家是地主，他说：“毛主席万岁，走路过桥也要交税。”我一听，很气愤：“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能这样。”我本来没有跟他理论下去的想法，但是他非得辩论，我没办法，就说：“我们快放假了，学校规定中学生不辩论。”
蒋连敏说：“你一边说不辩论，一边又否定我的说法。你难道不是在跟我辩论吗？”
我说：“你这样说，不对。”
他说：“董谊思你这样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整个高中阶段，全国发生了公社化运动、反右派、“大跃进”等等。1957年2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金副校长是教政治的老师，他还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讨论农业合作化到底有没有优越性。我站起来发言，认为合作化是有很多优越性的。我大致讲了一下我们家（下中农）的情况，在合作化之前，我们家地薄庄稼收成不好，然而加入合作社以后收成增多了，劳动有工分，土地能分红。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就是合作社的优越性。讲完后就有人跟我辩论，驳斥我的说法。
我的思想一直在跟党走。贫下中农出身的我，身上有着农民朴实、忠厚的劳动人民本色。我们是共产党依靠的基础。小学我是少先队副大队长；初二，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反右斗争当中表现良好。高一后，我开始担任团支部委员。这和我日后选择哲学专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始终这样认为：如果出身好的这一批贫下中农党员、团员不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让谁来学，谁还能学好。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就这样评价我：“董谊思走的是‘又红又专’的路。”
我是团支部军体委员，班上所有的文艺活动、除“四害”等活动都是由我来负责。在除“四害”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学生食堂大厅里打麻雀、到麦田里挖田鼠，我们都干过。班上同学要交老鼠尾巴，他们都如数交到我这里来。我们扒拉着老鼠的尾巴一条一条地数，样子特别认真。我们甚至还数过在晒大粪场上挖出的苍蝇卵。那时候的孩子，真是天真透了。
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我们的老师都十分有趣。回望中学时代，我的脑海里总能重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一堂堂精彩的课。
校友写给母校的诗，我特别欣赏
我有一个堂哥叫董谊臣，他在我们学校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我这个哥哥长得很潇洒，14岁参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童子军[⑩]，英语很好，球也打得很棒。按当时的说法，他是“崇美恐美”的典型，认为美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大、比中国的圆。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他教我们英语。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实行“一边倒”[11]的外交政策，英语课程即将被俄语取代。我们在课堂上都不好好学英语，我那时候英语才考七十多分。堂哥经常教育我们：“你们不好好学，想上学的孩子多着呢，不行就‘go home’（回家去）。”英语停课以后，董谊臣大哥改教体育。他在球场上很疯狂，很个人英雄主义。篮球比赛的时候，他经常逮住球自己投，别人不传给他球，他还不乐意，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董大一”。在我们方言中，“大一”跟“大爷”发音相似。我哥哥不以为意，说：“我就是喜欢别人喊我董大一。”
教地理的张老师跟谊臣哥的情况差不多。她本来英语教得很好，但是英语停课了，没办法她改教地理。张老师上课生动有趣，她总是把自身经历融进课本知识里。讲长江支流汉水的时候，她就讲：“我们被鬼子追杀，沿着汉水往上走，有时水很浅，都是沙滩，船过不去。”她把地况地貌融进跑反的经历之中，所以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她讲的那节课。
丁老师教语文，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有几颗牙齿都掉了。有一篇课文是讲苏联卫国战争的。那里面的主人公名字翻译成中文特别长：玛利亚铁木费耶弗诺·乞列特尼成科。丁老师牙漏风，不能一口气把名字念下来。他念的时候，总是一副认真的模样：“玛利亚呐，铁木费耶弗诺”，然后停一下，再接着念：“乞列特尼成科。”他一念，有个同学叫徐世伟的，就在课堂上笑作一团。丁老师依旧一本正经地问：“笑从何来呢？”
这都是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很可惜，我的中学时代政治运动非常多。有几个老师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有一些稀里糊涂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些老师在校期间都接受师生的监督，并在教师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斗，甚至有的不堪侮辱，自尽身亡。
一位教化学的邵雷老师，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下属青年组织“三青团”的小队长。因为他没有交代当小队长的身份，县公安局整天调查这件事情，弄得他精神紧张，经常走进女厕所，他每次都说：“又走错了。”最后他还是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逮捕了。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有几个交代清楚了自己解放前有反动身份的老师，他们也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学校里一面讲课，一面接受监督改造。
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中学的教师队伍中，有那么多人有“历史问题”，这是不为怪的。因为解放前能上得起大学的人，一般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而当他们走上社会时，正是国民党当权，难免有一些人与当权者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他们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学校里又有3个老师被划成“右派”。他们是陈须发、夏文杲、刘若水。夏文杲可能还有未说清楚的“历史问题”。县公安局逮捕他那天，我从校长室门前经过，正好看见他半蹲式地倒背着手，被捆绑后拴在一棵小松树上。公安人员进校长室办手续。他低着头，不说话。我也装作没看见，匆匆走了过去。据别的同学说，逮捕他时，他还辩解说，我不是刘若水。公安人员说，那你是不是夏文杲，他就不说话了。他以为公安人员是来逮捕刘若水的，殊不知人家是冲着他去的。
校长王汉卿是一位老革命、共产党员，他把自己家的地捐出来办了这个中学。校长不满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因而被抓进了监狱。1959年下半年，他被打成了“右倾分子”。我上大学后，曾去中学探望我的老师，有许多老师都见不着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梅村中学。听人说，王汉卿校长还没来得及平反就含冤死在了监狱里。那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能是“右倾分子”呢。几年的时光，我重回母校，并没有给我带来久违的亲切温暖，而是让我感到一种物是人非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