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1958年9月，我们进入高三年级，这时分了文理班。因为喜欢历史、地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班，当时叫文史班。分班前，本来有5个班，但分班后，合成了4个。理工科2个班，医农1个班，文史1个班，每班都有六十多人。文史班主要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外语5门功课。那时考试是5分制，因为我很喜欢这几门功课，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排在前面。
一般情况，文史班不学数学，但是报考哲学、经济的，高考时要加试数学。因为我打算报考哲学，所以跟班上其他6位同学一起，选修了蔡佩虎老师教的几何和代数。我们不做习题，只学一些概念。在高考时，我的数学试卷也差不多能达到及格的水平。但是，由于哲学系录取考生时数学成绩仅是参考，所以这种成绩并没有成为我进入复旦大学的阻碍。
1959年正值“五四运动”40周年，那时候离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县广播站组织各个行业代表发表演说。我是共青团员，代表学生发言。全体高三学生自带座椅，在校园空场上开会纪念“五四运动”。校广播员知道我要在广播站发言，还专门做了安排，她让全校高三学生听广播。前边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发言声音很大，我也对着话筒，大声地发表演讲：“40年前在北京的街头，北京大学的学生不顾敌人的皮鞭、大刀、水笼……在天安门广场开会，然后走向赵家楼。”
演说时，我还在全县人民面前，郑重其事地代表文史班表决心：我们文史班的学生在高考前，一定大战60天，努力学习，争取考出好成绩。那次演说在全县的影响很大，有些同学听后还怪我为什么只代表文史班，没有代表全体毕业生表决心。我们村团支部的一个人辈分比较小，听完广播，他很高兴地还把我在电台演说的事告诉了我母亲：“我老精叔发表的演说很精彩，全村的共青团员都听见了。”
等待高考通知书的日子
1958年至1960年，全国各地的“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学校花大量的精力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时，我们学校操场的西北角垒了一个小高炉，当然那里没有炼出铁水。但是，在物理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居然用坩埚炼成了几块钢。1959年我国开始出现经济困难，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连吃饱饭都成为了一件难事。高考过后，我们没有回家，在学校里一边勤工俭学拉黏土，一边等待发榜。炼钢不成，我们烧成了耐火砖，还颇有名气，我猜想，这可能是王校长的一项正确决策。
县城老虎山南边有一个黏土矿，可以用来烧耐火砖，马鞍山钢铁厂都来买，一块砖能卖5毛钱。我作为团支部委员带了一个小分队，去山上开矿，在那里住了两周的时间。学校离矿山有五六里地，轮到我们搞运输时，每天拉着一板车黏土，山上山下来回跑。每车土都有好几百斤重，几个血气方刚正值年少的小伙子干劲儿十足，一人一个板车一趟趟地拉，看谁跑得快，看谁拉得多，不知疲倦。
拉板车通常是，肩上挎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系在车上，我们就这样拉着车，从山上拉黏土下来。那时的公路中间高两边低，旁边是很深的路沟子。我个子小，加上拉了一天的车很累，把握不住车子了，走到半路，一车黏土“噼里啪啦”地翻到路沟里去了。车把手悬在了沟边。幸好我很快地脱掉了套在肩上的绳子，人还算安全，但没办法把车弄上来了。
到太阳落山了，我还没回去，老师很着急，带着好几个人顺着公路找到了我。找到我后，班主任李老师责怪身边的人：“我早就说出来接人，不接，看看差点儿出危险！”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老师是怕我出事，担心我，才这么说的。事后回想起来，那的确非常危险。但是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害怕，心里打的却是另一副小算盘，因为车子摔到了沟里，板车的轴头摔坏了，我担心学校让我赔偿，但是最后老师出钱把车修好了，我忐忑的心总算又恢复了平静。
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我们校长见有人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很高兴。王校长比较关注谁考上了哲学系。有一天，大家都在拉黏土，我刚好从山上下来。王校长和丁秘书来到了劳动的地方，我见王校长笑眯眯地看着我，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和丁秘书小声说着话，就笑着走了。当时他带着丁秘书专门来认人，但是见到我并没有告诉我考上大学了，过了几天才通知我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复旦大学的哲学系。
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跟我的家庭出身和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是贫下中农子弟，又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学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党的行动保持一致，被同学称为“又红又专”的学生，我觉得我理所应当选择哲学系。当时我的许多同学考不上大学，跟家庭出身还有政治表现都有很大关系。蒋连敏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的那些言论而没上成大学。还有一个女生叫张雪琴，高中没有分班前我们是一个班的，她家是地主，分班的时候她不敢报文史班，更不敢报考哲学系，最后，只能上农医类的院校。在校期间，我作为“又红又专”的优秀学生，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我认为很光荣的哲学系。而且，当时砀山县的高中毕业生也来萧县梅村中学考点参加高考。在这个考点，只有我一个人报考哲学系。
王汉卿校长对我报考哲学系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王校长在学校经常跟其他老师讨论哲学问题，我曾经在学校路琴儿听过他讲的关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课。他按照斯大林的辩证法四条规律、历史唯物论三条规律来讲，讲得头头是道。从此，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他是我走向哲学道路的引路人。
因为喜欢哲学，报志愿的时候班主任童老师说，如果对哲学有兴趣，第一志愿报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是可以的。但是第二志愿我报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童老师便不太同意了，他说：“第一志愿如果不被录取，复旦历史系怎么会录取呢？你报的这个太危险了，第二志愿应该填省里的学校。”我当时没有说话，但是心想：我不上哲学系，也要上历史系。当年就是有那份自信。最后确认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安徽大学中文系。结果我很幸运，第一志愿就被录取，如愿以偿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当年考大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959年，全国处于“大跃进”形势之下，教育也在“大跃进”。各个大学共有三十六万多的招生名额，而全国考生也不过三十几万。只要平时学习差不多，政治表现良好，考上省里的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在省里，最差也能上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但是能出省，考上像清华、北大、复旦这样的全国重点院校，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这一届，萧县和砀山两个县设了一个考点，总共考出省的人不多。萧县梅村中学考到上海的一共七个，上海医学院、上海交大，还有考上复旦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可以算是学校的骄傲。
等待高考通知书的日子
1964年，我（右）和同时考取复旦大学的原萧县中学同学刘怀民（中）、梁士哲（左）
（摄于复旦文科教学大楼前）
那一届萧县中学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为萧县中学是全省60所重点中学之一。这与萧县中学的师资和教学质量是分不开的。虽说有些老师被认为“政治上有些问题”，但是他们在知识上都有真才实学，专业知识很扎实。后来有好几个老师调到大学任教了，还有一个老师考上了中科院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