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等人早已从关锋那里知道了不少内部消息，他和周景芳等人从徐水“四清”前线撤回北京，我和另外几个人留在那里做“四清”的巩固工作。
学部“文革”轰轰烈烈
徐水县离北京很近，我偶尔会从河北回来，因为还没正式回到哲学所工作，对1966年学部“文化大革命”的事态一知半解。学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运动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大体来说，1966年5月23日，学部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青春漫语是一株大毒草》，这张大字报矛头是对着当时的学部副主任杨述的。这张大字报比北大聂元梓在5月25日贴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要早好几天。6月4日，当时学部的实际负责人关山复主持召开批判杨述的大会。哲学所有人上台抢话筒，说他们是假批判、真包庇，关山复被打成了“保皇派”。
6月中旬，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北京后，因为不了解情况，一进学部就被当时的场景惊呆了：一号楼墙上的大字报密密麻麻地贴了一层又一层，整个走廊里也挂得满满的，知识分子写的大字报真是又多又长。我记得卓如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请看左派们的嘴脸”。这张大字报挂在一号楼一进门的地方，非常显眼。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围观。
我们“云里雾里”地不了解情况，其他同事也不敢跟我们透漏消息。学部的人内部分歧很大，之前我们也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斗争态势。因为不明情况，我们不敢表态，弄不好就是“反革命”了。在回京前，“四清”巩固组的负责人就对我说过，要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说话做事要慎重。但是我在哲学所，听到的情况便不一样了。有一个从“四清”工作队回来早一些的同志说：“还犹豫什么！很明显了，他们都‘三家村’了。学部是分店，我们哲学所是支店。已经很明确了。”以《哲学研究》编辑部为代表的“左派”掌权，再跟他们唱反调已是很不明智的选择。他们已经串联起一些出身好的青年人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各个所是支队，全学部这派观点的人成立了红卫兵联队。
“左派”看见批判他们的大字报“请看左派们的嘴脸”后很不服气。以哲学所为代表的这些人掌权后，对那张大字报做了诸多的批评。他们在这张大字报上贴了好多好多小条。小条上都写着“请保留！”、“请保留！”的字样。我们“四清”巩固组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但是用的是中性标题，比如“德山的呼声”。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好，在徐水“四清”的时候也当红卫兵。但是我们这些红卫兵和学部红卫兵性质不一样，我的红卫兵袖章是徐水县发的。红卫兵联队成立后，以学部政治部为首成立了红卫兵总队。因为杨述是政治部主任，一些人看到哲学所贴出的大字报，他们也赶快贴了一张《枪声就是命令》，宣布造杨述的反。总队成立后，从此学部就有了两派红卫兵组织。后来学部也派来了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因为我不是学部的红卫兵，有关情况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1966年秋，我从徐水工作队撤回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开始投入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1967年1月，我们作为社会调查组成员去做社会调查。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农业部看大字报，看看农业部内部不同派别的观点。当时，虽然我的观点是倾向于红卫兵联队，但是我经常会与他们产生不同意见。
“选文革”就是在各个单位选文化革命委员会。我当时一身书生气，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选“所文革”的时候，我一本正经地问人事处干部：“哲学所有选举权的有多少人，多少人到场？”因为这涉及红卫兵联队和总队人数公平与否的问题。我认为虽然红卫兵总队已经不占优势，但是不能忽视他们选举的权利。不管怎么问，红卫兵联队的人就是不透露选举人数。最后联队的“极左”分子很不耐烦，对我说：“想选就选，不想选的，出去！”红卫兵联队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势下掌权。掌权后，1967年上半年，他们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等。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国家的一些高层干部。廖鲁言是当时的农业部部长，被划入“61人叛徒集团”，是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起廖鲁言，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我们找他谈话时，记得他好像是躺在床上。话说到一半，他说：“我有心脏病，现在血压升高了，不信你们摸摸我的脉搏。”我们一看形势，赶快结束谈话，生怕出现什么问题，于是就离开了。
学部“文革”轰轰烈烈
当时，国务院农业方面的负责人是谭震林。在反“二月逆流”时，谭震林是个重要人物。为了弄清他的历史情况，也要“搞调查”。这件事说起来简直可笑。像谭震林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当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管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学部的人去“调查”。可是当时红卫兵联队的人就是要管这些事。实际上，学部红卫兵组织充当了反“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在反“二月逆流”时，他们还做了许多蠢事，这里不去说它，单说关于调查谭震林的事。谭震林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解放前，他一直在军队里，历史上根本找不出什么问题。反倒是在他主管农业的时候，跟着毛泽东犯过一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大跃进”的时候，谭震林管农业，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不了解农业的真实情况。当时全国农村有好多地方“放卫星”[16]，谭震林也跟着飘飘然起来，他曾经说：“咱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好办，可以养鸡然后喂狐狸啊，喂了狐狸可以穿皮袄啊。”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谭震林和赫鲁晓夫在外交上针锋相对斗争还有一段典故，没有在外交上为中国人丢脸。1960年，谭震林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的一个活动。在那个会上，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赫鲁晓夫。当时我国和苏联关系已经恶化，赫鲁晓夫知道谭震林在中国管农业。他污蔑中国说：“你们国家几个人才能穿一条裤子。”当时发布票，的确是一人一两尺布。谭震林说：“我们农业啊，就怕刮西北风。因为西北风一来就冷了。”苏联位于中国西北方，言外之意是苏联总是干扰我们，不干扰，我们农业搞得挺好。除此之外，我通过调查的方式，还接触了前国家副总理邓子恢等人。
虽然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我们搞哲学理论的人来讲，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从另一角度看，这是我们社会实践的好机会。社会调查工作在1967年的上半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当然这些所谓的社会调查都是受人指使的，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现在看来，这些调查的动机是要进行否定的。
“文化大革命”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蔓延整个中国。学部内部斗争也日益激烈。因为戚本禹是研究历史的，所以他指使一部分学历史的人，于1967年9月后成立了大批判指挥部。他们属于中间派，与红卫兵联队有距离，也不倾向于红卫兵总队。我的看法跟他们有一致之处。在红卫兵“打派仗”期间，这无疑是一种理智的表现。但是大批判指挥部也在“文革”中批斗了一些人物，他们罗列了“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各种“罪行”材料，印制成册向人民群众发放。在清查“五一六”时，大批判指挥部的人被打成“二套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