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到简报组，对地方干部情况了解得比较多。集训时，确实查出来一批有问题的干部。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地方干部都利用手中的职权乱搞男女关系。在偏远的山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由于存在这类问题的干部实在太多了，处理起来很棘手。当时有一条规定：有三个以下男女问题的干部不算作风问题；有三个以上的，就是作风有问题，不能下去当工作队员。这在我们看来真是荒谬可笑。
参加完集训后，我们就到襄阳县竹条区牛首公社五星大队搞“四清”了。这个大队共有13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派驻5个工作人员。我和另一位哲学所的同事刘培育，还有竹山县的三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小分队。我们在五星13队工作了好长时间。农村的社队干部一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也有复员军人。
社队干部下地劳动采取工分制，大家凭工分吃饭。社员劳动一天计10个工分，社队干部若是劳动期间开会就不算工分。本来一年中干部补贴一些工分，但是因为社队干部开会比较多，下地劳动少，所以有些社队干部得的工分比社员少得多。在“四清”中，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治那些不参加劳动的社队干部的。当时认为，懒、馋、占、贪、变，一些“四不清”干部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的。所以，干部参加劳动十分重要。实际上，当时我们查出的干部“四不清”问题并没有那么多。
在参加集训时，虽然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但乡下老百姓认为我们是党从上级派来的干部，又从北京来，所以对我们尤为尊重。我们当时工资不高，每月几十块钱。当时规定，下乡要穿统一的服装，于是我们把解放军淘汰下来的军装拿来穿。工作队有一个同事叫倪鼎夫，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身公安局的制服，裤子上还带着红杠杠。这件事说来好笑又令人遗憾：五星大队的队长生活作风有问题，因为心里有鬼，“四清”过程中每天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他看到老倪穿着公安局制服下乡，以为是要逮捕他，吓得上吊自杀了。其实他的问题不见得能达到逮捕的程度。
到湖北“四清”
下乡扎根串连[15]，我们访贫问苦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和另外两位工作队员住在一位叫乾丰义的贫农家里。他家总共四间房，腾出一间给我们住。下乡干部要吃派饭，就是每天挨家挨户到贫下中农和中农家吃饭。我记得在一户中农家吃饭时很有意思：他家收拾得很干净，对我们也很客气。但是他见到我们有些害怕，说话小心谨慎。这个中农总是先听我们说话，然后点点头说“中”（方言里“中”就是“好”、“可以”的意思），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因为毕竟他是中农，跟贫下中农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绝对不会到地主、富农家吃饭的，因为地主、富农是革命斗争对象，而不是党的依靠对象。
扎根串连，一方面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方面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发现可靠分子。抓阶级斗争从土地改革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真是“年年讲，月月讲”。“四清”除了查“四不清”干部外，还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搞“四清”工作真是很累，但这也没有抑制年轻人乐观向上的天性。在乡下的那段日子，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五星13队到“四清”工作队之后，又到黄丰大队进行了8个月的劳动锻炼。有一个姓诸葛的同事，他是上海人，很喜欢养狗。我们在农村劳动锻炼的时候，他和一只狗成为了好朋友，每天和狗在一起玩儿。有一次他下地劳动，那条狗就钻进他的蚊帐里睡觉。别人进屋后一拉蚊帐，狗机警地“噌”的一声从蚊帐里跑了出来，这一跑不要紧，倒把掀蚊帐的人吓了一大跳。她瞪大双眼，张着嘴半天没醒过味儿来，怎么狗会钻到蚊帐里睡觉呢？每次我回想起这事，都忍俊不禁。
下乡干部都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得病以后医生给诊断、开药治病。普通的病还好判断，但是神经衰弱症状很抽象，医生也很难判断。因为有一种治疗神经衰弱的糖浆很好喝，甜甜的，于是大家纷纷去医生那里开这种药。因为怕起副作用，医生规定不能多喝，我们每人每天就喝一点儿。我记得当时住的贫下中农家里一个小姑娘和她的姥姥住在一起。小姑娘看我们每次喝这个药，很好喝的样子。就等我们下地干活的时候偷偷打开瓶子喝。可能是怕被发现，于是她就这个瓶子尝一点，那个瓶子尝一点，但是我的一个同事还是发现他的瓶子里少了不少。发现糖浆都少了后，我们很着急，因为怕喝多了会有副作用，不过幸好，那个小姑娘没事。
这是我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在农村学会了很多生活经验。湖北属于南方地区，与北方气候大有不同；湖北气候湿润，植物繁茂，经常有蛇出没。某天晚上，我和村子里的一个年轻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月光下，突然脚下冷不防窜出一条蛇，把我吓了一跳。而那个小伙子不紧不慌地拎起蛇尾巴，猛劲儿地一抖，把蛇扔在地上，那条蛇就一命呜呼了。后来他告诉我：“你一抖它就咬不住你了。”从那以后遇到蛇，我再也不害怕了。真是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啊。
河北“四清”
1966年春，我（后排右一）与刘培育（后排中）、石毓彬（后左二）与徐水县德山村青年在一起
在湖北劳动锻炼8个月之后，于1965年底回到哲学所。我在单位只呆了4天，然后就整装出发，去河北徐水县德山大队“四清”。我是1965年12月去的，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几个月后才回到所里。徐水县与易县交界，同属于保定地区，站在德山大队视野开阔的地方，可以看见远处的狼牙山。徐水县德山大队不同于湖北农村，有24个生产队七百多户，是典型的大村。
这时候已不同于我们第一次去湖北“四清”时的状况，农民的生活好转，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一进入河北境内，放眼望去，一片片绿油油的老玉米地。进入田地，玉米棵又密又高，每棵都足有一人多高，一派丰收的景象。
下乡“四清”是接触社会实际的一次很好的机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和社会生活的不同。去河北之前，我们认真学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中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德山大队在1963年已经搞过一次“粗四清”，在孤山乡（后来孤山村改叫德山村，一个小乡改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当过乡长的刘福田已被揪了出来。哲学所下去的干部，按“二十三条”办事，认为刘福田是斗争重点。可是来自河北定县的地方干部认为应当重点整当时德山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就产生了矛盾。于是在工作队内部分成了两派。从哲学所来的干部是一派，而河北定县的干部是另一派。对于我们的许多做法，他们存在着各种疑问和不满。这就增加了“四清”工作的复杂性。
尽管工作队内部对其他问题的认识有分歧，但是在对刘福田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刘福田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倒卖货物。现在看来，无非就是他的思想活一些，做点小买卖，但是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罪行，投机倒把。刘福田被划成坏分子，认定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整个大队开大会批斗他，揭发他的种种“罪行”。最后，按照工作队的统一部署，“四清”工作取得了胜利之后，哲学所大部分人都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