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曾指示周景芳派我们参加长沙铁路局的调查组，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周景芳出身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县委书记了。所以他后来被派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当秘书长，掌握实权。派我们去长沙调查时，戚本禹开始插手铁路交通运输。京广线是祖国运输的大动脉，而长沙段铁路，尤其是株洲，是浙赣线和京广线的交通枢纽。如果长沙的铁路出现问题，全国铁路交通就要瘫痪。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已超出党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引发了全国各个领域的骚乱。红卫兵各派的武斗也时有发生。比如，“北京财贸造反尖兵”等曾在西单商场引发武斗。那次武斗后果十分严重，整个西单商场都停止营业。
此时，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出现“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kuǎi）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航空学院韩爱晶、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大学聂元梓属于“天派”；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属于“地派”。“天派”和“地派”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了。
虽然表面上我同意“造反派”的观点，但是很多时候，我对他们的做法不敢苟同。他们都是“极左”的做法，而我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有时候头脑还算清醒。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跟着社会潮流走。社会思潮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除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能力扭转这种社会思潮的方向，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当然，毛泽东也说过，要有反潮流的精神，但是像张志新那样的反潮流的行为，个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
“文革”的事情很复杂，虽然后来的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否定了，但有些事情到今天也没法搞清楚。但是派系分裂，只讲派性不讲党性、不讲法制，打倒一切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还有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趁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应该彻底批判；群众中各地发生武斗，“打派仗”是非常不应该的。
学部“文革”轰轰烈烈
1968年7月27日,由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北京的大专院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工宣队”一进驻院校就积极倡导各派大联合，夺了这些红卫兵的权。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工宣队”进驻学部时，成立了学部级的一个“大联合委员会”。当时学部各所各派群众组织也要搞大联合。我作为哲学所一派的代表，被选为所的大联合委员会成员，分配到勤务组。勤务组联合各派极力宣传：搞党性，坚决不搞派性。我为人正直，有做事原则，从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而且勇于承认错误。各派大联合后，我主动检讨自己之前所做过的错事，向党汇报清楚。我一直跟党走，响应党的号召，认为犯错误不要紧，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我基本上是把自己干过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而且尽量不搞派性。
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部初期，作为勤务组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专案组”，管所谓的“黑帮分子”。这些所谓的“黑帮分子”其实就是“文革”中遭批判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当时，解决各派头头的问题是重点，特别是红卫兵联队的大小头目已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而哲学所持总队观点的人较少，他们作为运动的骨干力量去查“五一六”，没有精力去看管这些人。我当时的一些做法非常幼稚甚至是错误的，总是一本正经地给这些人训话，教育他们相信党的政策，让他们老实交代问题。
老一辈知识分子遭批斗
“文革”以势不可挡的形势在文化领域渗透，就连哲学所潜心搞研究的一批老学者都受到了牵连。容肇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专家，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容先生在“文革”期间因为一篇稿子而遭到批判。
容肇祖的夫人袁熙之是吴晗先生夫人的堂妹，所以他们与吴晗有着亲戚关系。当年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导火线，吴晗先生因此也被打下去。容肇祖先生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刘基弃官》，文中出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字句。有人就认为这是针对共产党说的，还认为，“一罢一弃”，两篇文章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容先生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说，“飞鸟尽……”那两句话他的原稿中没有，那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某人改的。但这也无济于事，很多人纷纷写大字报，批判容先生。顾颉刚与容肇祖关系很要好，是容先生和袁熙之天合之作的月老，为两人在昆明主持了婚礼，“文革”中，迫于外界舆论压力，二人上街碰面也只能装作不认识，否则不知明天又会有什么罪名扣到二人头上。
容先生在北京住在干面胡同，被红卫兵抄家三次，许多手稿和著作都被抄走。很可惜的是容先生呕心之作《清代思想史》在抄家过程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研究清代哲学史的一个重大损失。不过哲学所的批判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要理性很多，若换作别的单位，政治上诬陷这些老先生，入狱殒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徐懋庸也是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行政区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徐懋庸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徐懋庸是鲁迅先生的崇拜者，对鲁迅的文章知之甚多，烂熟于心。但是后来在文学观点上与鲁迅发生争论，引起鲁迅的不满。因为历史上鲁迅先生曾发表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著名文章，“文革”期间徐懋庸被冠之反鲁迅的罪名，加之，他早就被打成“右派”，从而遭到残酷的批斗。徐懋庸先生在交代材料时诉说了他被认定为“黑帮”后被红卫兵逮捕后的可怕经历。不知北京哪个中学的学生在街上逮住了徐懋庸，强迫他到一个小黑屋里去摸另外一个“黑帮分子”的尸体。据徐老的叙述，那尸体是冰凉冰凉的，很瘆人。那时社会上经常有人误读党中央的政策，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
贺麟也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体系，在新儒学思潮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贺先生在学术界有至高的名望和地位，但也未能逃过“文革”这一劫，蒙受了很大的不白之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多次被批斗。但是贺先生始终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的态度默默地忍受着本不该属于他的一切灾难。贺麟对批斗司空见惯，“造反派”在批斗他时，质问他：“贺麟，你什么问题？”贺先生说：“反动学术权威。”
学部“文革”轰轰烈烈
我们作为哲学所的一员，去批斗自己曾经的老师、领导，在现在看来是一件多么荒谬、可笑的事。但是当时没有谁会这么想。
陈元晖，原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一位老学者，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交代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来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直被控制使用。我每次都是一本正经地对他训话，陈元晖总说：“不要这样脸红脖子粗的，讲话心平气和一点嘛。”后来他还说过：“我都把你们当孩子看。”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九级干部，老党员，这些年轻人对他说话不必假装严厉，脸红脖子粗的。但是当时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怎么能心平气和地讲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