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他们犯了走资派错误，这些人不见得就是阶级敌人。只要认识错误的话，检讨一下，还是好同志，还是好人。”所以在批斗他们的过程中，认错的态度，也成为专案组感性评判他功过是非的一个标准。哲学所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副所长陈冷，是所里实际的负责人，当时我们认为他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接到毛主席那条指示后，他做了自我检讨，我们认为他的态度是好的。
另外一个老同志李奇，她来哲学所比较早，虽然她不是所里的负责人，但1959年时她是整党小组的领导成员，所里有的人认为她是反“右倾”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当时的重点是批判吴传启，如果反“右倾”时包庇了吴传启就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李奇同志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当时在那个关“黑帮”的屋子里对他们训话时就批评她说：“李奇认错的态度不好。”
重点清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专案组组长是军人，他说过：“这几个人，得好好审查，他们是高干，又是党员。将来审查他们没有问题，要‘三结合’[17]的。”
毛泽东曾设想，利用大概一年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不是他个人能掌控得了的。“文化大革命”拖了整整十年，浪费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好青春。
“忆苦思甜”教育
1969年，我们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积极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哲学所的所有知识分子吃着菜窝窝，听着工人师傅讲他们过去的生活故事，深藏在心底的阶级感情被调动出来，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所有哲学所的成员都参与其中，每个人听完工人的演讲，都要讲自己的体会。我们自我反思，认为大学毕业进到哲学所后，稀里糊涂地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误入歧途，脱离实际、脱离工农搞理论工作是不可行的。我们要向这些最苦的工人师傅学习，必须真正有工农感情，和工农保持一致。通过“忆苦思甜”教育，仿佛找回了丢失很久的阶级感情。
“忆苦思甜”教育，我好像真的意识到自己之前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很远，有时甚至会认同某些人“要砸烂学部和中宣部，这都是阎王殿”这样的观点。
因为我当时没有成家，没有家庭负担。接到下干校的通知后，我整理好自己在北京的全部行李，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就去了干校。我算是打前站的成员。那时，陈伯达也说需要解散学部。我打算干校结束后，不回北京，直接到地方去工作。
干校[18]往事
1970年年底，接周恩来总理批示，我们一干知识分子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下干校学习。我们下干校，一边学习一边搞建校劳动。干校的许多设施都是那时候我们建立起来的。打土坯、抹泥，盖宿舍和食堂。还自己种菜、收麦子、收高粱、学木工。信阳专区有北京大机关下去的13个干校。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在学部的干校里生活和学习过，包括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杨绛先生还曾写过《干校六记》来记录干校生活那段岁月。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在信阳息县干校学过木匠。
我们当时住在息县东岳公社谢寨。我主要在厨房劳动，基本上没有干过多少地里的活儿。20世纪70年代，国家还是实行定量发粮票的制度。因为副食品跟不上，厨房成为保证大家吃饱饭的重要阵地。我记得当时管伙食的负责人就说：“赶快想办法去弄副食，鱼啊肉啊的，能买到就抓紧采购，还有瓜和菜。那样就可以吃饱饭了。”
有一位上海长大的女同志姓郭，人很清秀，个子不高，到哲学所时年龄小，人们叫她小郭，负责在厨房打饭，每次一勺菜舀上来，发现里边的肉舀多了，勺子抖了又抖，直到把那块儿肉给抖下来。可是站在食堂外边的人饥肠辘辘，看到那块肉掉下来真心疼。所以别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郭小勺儿”。最后她不乐意了，整天闹着要参加下地劳动。她说：“整天在这儿受窝囊气，还不如下地干活儿呢。”军宣队开始不同意，最后拗不过她整天闹，还是让她下地劳动了。可是由于体质弱，有一次在干完活回宿舍的路上，她竟然中暑晕倒了。
任继愈当时是宗教所的所长，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干些轻活儿，于是在干校期间让他拾粪。当时他还调侃自己，有一句很出名的打油诗：“没有大粪臭，哪有米饭香。”
杨一之先生负责养鸡。他养的鸡是从农民手里买的。后来闹鸡瘟，鸡一只一只地死掉了。一个知识分子哪里会养鸡啊，最后杨一之实在没有办法，抱着仅剩的一只公鸡，交到领导手里，说：“我实在养不了了。”不知谁给他也起了一个一语双关的外号，叫“杨一只”。
彻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在北京时已开始，但我们开始没把这件事当真，总是互相开玩笑说“你是‘五一六’跑不了”，“他是‘五一六’跑不了”，之后便一笑了之。后来突然有人严肃地告诉我，说：“别再开玩笑了，这都当真事了。”
后来彻查“五一六”让人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之中。彻查“五一六”专案组根据一些人的交代列了一个“五一六”分子清单。早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部之前，红卫兵总队的一个专案组把红卫兵联队的几个头头抓起来。把这些人抓起来后，如果今天他们被打，就说自己是“五一六”；明天不打，让他们放松交代，又说自己不是“五一六”了，反反复复。我记得哲学所专案组组长尚振武（军宣队副队长）曾说过：“我认为学部这个‘五一六’的事，大概就一两个人的事。”
虽说“五一六”是空穴来风，但是当年为了查出“五一六”分子，我们费了很多精力，浪费了很多时间。军宣队从部队上调来一些参谋长、侦查员，都派到学部去侦查。“五一六”分子其实是“文革”初期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人搞的反对周总理的一个秘密小组织，毛主席说他们是反革命。但那个时候谁都想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江青说有人拿“五一六”这件事抓着他们不放，说“五一六”搜集他们的黑材料；还有国务院的一些老同志也认为“五一六”一直针对他们。在“极左”思想指导之下，“文化大革命”矛头对准这些老干部，当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当时谁都想把“五一六”的帽子往对方头上扣，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时候写大字报都讲究上纲上线，揭发、交代问题也是这样。我下干校之前也曾写过一张揭发“五一六”的大字报，《斩断“五一六”伸进中南海的黑手》。中南海有个被开除的司机叫邸运田，被下放到工厂，他很不满意，便在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这条大字报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如果邸运田说的是真的，控制八三四一的人对毛主席不忠的话，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很危险。林聿时通过调查组的方式，派我们去了解情况。我一去那个厂，看见公安局的人正逮捕邸运田。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这件事情本已弄清楚了，但是到揭发林聿时的时候，就得上纲上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