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德高望重，很受村民的爱戴。20世纪30年代，战火纷争，动乱不安，安定祥和的生活对村民来讲是一种奢望。在土匪猖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环境中，自我保卫成了人们活下去的唯一选择。有一次，大王座被一群骑着高头大马、手拿洋枪的土匪包围了。董瓦房庄小人少，村民被迫搬到了周围有水坑还有土围子的大王座村躲避战乱。危急时刻，爷爷振臂一呼，带领全村人开始了守卫王座的战斗。王座人民没有多少武器，仅靠几门洋炮，装上火药，爷爷指挥大家这里放一枪，那里打一炮，制造武器充足的假象。通过智斗，土匪被村民逼退。土匪气急败坏，放火烧了董瓦房。大火弥漫，房屋坍塌，一片狼藉。他们扬言要活捉我爷爷，但最后都没有得逞。大王座终于还是保住了。不怕恶势力的骨气，在爷爷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秀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爷爷一直视方孝孺为自身榜样。方孝孺是明代大臣，著名的学者，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诛十族，罹难者达873人。爷爷崇尚他一介书生，视死如归、抗节不屈的士大夫气节。据说南京纪念方孝孺亭子上的一副对联就是出自爷爷之手，可惜我未曾见过。
我的爷爷
萧县故城位于凤凰山后岱河边上。这条岱河自三座楼村之下有几处转弯，由于河道经常淤塞，一闹水灾，农民经常颗粒无收，为此萧县旧城址有“岱湖涝淤地”之称。旧时，修水利有句俗语叫“上不挖沟，下不打堰”，所以下游濉溪县的人一直不让治理岱河，萧县打官司又打不赢。爷爷充分利用法律学堂学到的知识申辩：我们不叫修岱河，叫修利民沟。如此果然成功地疏通了岱河上游。到现在，岱河上游还叫利民沟。爷爷利用他的智慧，造福了萧县人民。他不仅行侠仗义，还救死扶伤，这位自学中医的老秀才悬壶济世，医术高明，在县城山后一带帮助村民抓药治病，医好了不少人的疑难杂症。
爷爷一系列的德义之举感动了王座人民，为此村子里的人自发为他老人家立了一个名誉碑。碑身有三四米高，碑的顶端是一个二龙戏珠的帽，碑下边有一个底座，碑身上面写着“流芳千古”四个大字。小时候我觉得这个碑特别高大，就像爷爷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样。
圣泉乡大概有三个碑，其中之一就是为爷爷立的。小时候，我见过王座村东头的土地庙，正面并排有三个塑像，中间是土地爷。据说土地爷西边的那个慈祥的白胡子老头也是依照爷爷的形象做成的，因为爷爷保卫大王座有功。
我们家族算得上是书香门第。那个时候南北政府，军阀混战，父亲并没有继承爷爷身上的文化血脉，只上过初小，但他认识很多字，会背许多唐诗，有一段时间在药店帮爷爷抓药，后来则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爷爷对腿有残疾的叔叔呵护有加，着力培养，最后叔叔董正淇成了王座村新式学校的创始人。
父母的婚事
1984年，父亲和母亲来京时在中山公园花房留影
父亲1902年生人，生肖属虎，1987年去世。爷爷奶奶没有女儿，把父亲当成女孩养。父亲自小忠厚老实，温顺听话。我父亲经历过两次婚姻。他的前妻，也就是大哥董谊忠的生母很年轻的时候因病去世了。
我外祖父姜保四，当时住在岱河拐弯处的三座楼村，生活比较贫困，在王座给人家当长工。舅舅幼年夭折，所以外祖父只有母亲一个独生女。经人做媒，年纪轻轻的母亲嫁给了比她大8岁的父亲，做了填房[②]。母亲没有名字，按家谱的写法只能以董姜氏这样的称呼留给后人缅怀。
母亲的品质
母亲（1980年摄于王座村村后）
母亲善良贤惠，对爷爷很是孝顺。我的奶奶很早便去世了，剩下爷爷一个人轮流到三个儿子家吃饭，每家一个月。这种赡养老人的方式，在我们村叫做“吃林庄”。那时，家乡闹水灾，粮食经常颗粒无收，所以只有高粱面的窝窝头。当时有一种说法“窝窝头就辣椒，越吃越添膘”，但那是人们一种自嘲的说法，实际上高粱面的窝窝头又黑又硬，难以下咽。可是每每轮到爷爷在我家“吃林庄”的时候，母亲都拿白面招待爷爷，这可以说是最高待遇了。
我记得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烙白饼、卷砂糖，媳妇、媳妇你尝尝。媳妇说俺不尝，俺让家父找俺娘。”这首儿歌很能体现儿媳妇对公公的孝顺，用在我母亲身上非常的贴切。
自小在贫苦家庭中长大的母亲，丝毫没有沾染斤斤计较的小农思想，反而对待穷人很大度。旧社会天灾人祸，变幻无常，每天都有人沿村乞讨，食不果腹。不用说街坊邻居有困难母亲会鼎力相助，即使是外来要饭的，母亲都会慷慨解囊。大概是母亲的勤劳善良感动了上苍，母亲活到了88岁高龄，于1997年去世。
1980年，全家福
（摄于村后，中间坐着的是我父母。后排右起依次是三弟董谊恕、侄子董祥展、四弟董谊志、二侄董祥奎、二外甥女海宫环、二侄媳、母亲的外甥女、大侄媳；前排都是我的侄孙、侄子和侄女）
母亲一共生了8个孩子，彼时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太差，养活一个孩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曾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过早地夭折了。等到姐姐谊贞出生的时候，根据村里的习俗，要用锁锁住她才能活。姐姐也因此得了个小名——毛锁，后来她坚强地活了下来。
母爱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温润、细腻、博大。母亲的爱不仅仅是出于本能，还源于她的善良。对我们如此，对父亲前妻留下来的大哥亦是如此，亲如己出。我的亲哥哥不幸夭折，还没从失子之痛当中走出来的母亲用一片母爱哺育了大哥董谊忠。
小时候有一首儿歌描述后母的刻薄：“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没有娘。跟着爹爹也好过，就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生个弟弟比我强。弟弟吃肉我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我想亲娘也好过，亲娘想我一阵风，何地开花何地落，梦里听见山水流，我想跟着山水走，又怕山水不回头。”但这绝不能体现母亲跟大哥的关系，正相反，母亲与大哥的关系很好。在这一点上，大哥无疑是幸福的。
认干亲的习俗
大哥结婚时，我5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据母亲回忆，因为胀肚发烧，我的牙齿都被烧掉了。母亲很是焦急，四处为我寻医求药。最后在西医的治疗下，总算挽救了我这条脆弱的小生命。我很庆幸，没有让母亲再次品尝失去子女的剖心之痛。
男孩子的命在农村是很金贵的。我儿时体弱多病，母亲生怕我哪天像病逝的哥哥姐姐那样被阎王召唤，离她而去。
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按当时迷信的做法，必须认一户姓丁的人家做干亲。“丁”谐音“钉”，取“把命钉住”之意。于是我认王座西头的保长丁文明为干爷（干爹），认他的妻子为干娘。干爷是村里的保长，很有势力。干娘和母亲一样也是填房，她和我母亲的娘家都是三座楼村的，母亲还是干娘的婚姻介绍人。干娘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有的到现在都还有联系。
在村子里，认干亲是一件很严肃，很有讲究的事情。认干亲有一套完整的过礼程序：父母买好礼物带着我来到西头丁家，让我给丁保长叩一个头，喊一声“干爷”，再给干娘叩一个头，叫一声“干娘”。除此之外，干哥（干爷前妻所生）端着小馍盘，里面盛着100个饺子，从村西头端到我家。另外，干娘家还送我一个铜锅和一个铜勺。这是做干爷、干娘必须履行的义务。两个小碗很精致，上面写着“长命百岁”四个字，小碗现在还保留着。这都是农村的风俗，我回忆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