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也被日军无辜杀害了。日军占领萧县县城后，在各处设立据点。一次日本鬼子走出据点巡逻，村子立即变得死一样的寂静，村民大多躲到野外麦子地里去了。一队日军巡逻时经过董瓦房，突然听到狗吠声。伯父并没有多想，趴在墙头上制止自家的狗，不要它乱叫。日本鬼子看见伯父后叫他出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把伯父杀死了。日本鬼子是没有人性可言的，我们只能强忍着泪水，把这位远房的伯父在老林里掩埋了。
伪军作为日军的狗腿子，有些时候比真正的日本鬼子还要可恨。身上分明同样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却泯灭人性替日本帝国主义干残害同胞的勾当。平日日军一般都在据点里不出来，搜刮百姓、探查军情的都是伪军。那个时候我已经记事，小伪军扛着枪，从村西边的郭庄大摇大摆地过来扫荡，他们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仿佛是在做一件多么光荣而高尚的事情。
日本人占领徐州和萧县之前，各个村都挖路沟，大概有半人深，村村之间连通，当地人叫“路沟子”。打仗的时候，人们弯着腰从路沟子里逃生。徐州失守前，我父辈那代人就在路沟子里操练，为抗击日本鬼子做准备。那些路沟子后来都被填平了，但是现在好些地方还留有当年抗战时的痕迹。
那是一串一串惨痛的记忆，是日本法西斯无恶不作的罪证。
当时中国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通货膨胀、高利贷外，还有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那个时期国民党带来的这些痛苦，一点都不比日本帝国主义少。
1948年内战时，我被迫停学在家，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军队从徐州败退时，其后卫部队担心目标太明显，被共产党摸清底细，不敢住在稍微大一点的大王座，而是住在董瓦房这个小村落。国民党军一到村子里就拉起电话线，站岗放哨。我清楚地记得国民党兵每次都把村子弄得鸡飞狗跳，而村子里的妇女都躲到我家的一间屋子里。国民党兵来到我家，把嫂子柜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军心涣散，许多士兵都做了逃兵。蒋介石坚持内战，国民党没有办法只能到村子里征兵，抓壮丁。这个时候，国民党已经不得民心，没有人愿意去为蒋介石效力，许多人都是被迫征去当兵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地的农民，因为被征去当兵国民党会给一点钱，这样家里的人靠这些钱还能生活一阵。很多人去当兵，后来又都偷偷地跑了回来。
我亲耳听冯永春说过他被征兵又逃回来的经历。他当新兵去站岗，对老兵说：“您渴吗？我知道前边有一片萝卜地，我去给您拔根萝卜吃吧。”老兵一听，好主意啊，就允许他去了。结果他趁此机会逃跑了。老兵在这边左等右等都等不来他的萝卜，也不见人回来，这才知道他逃跑了。国民党军队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国民党军溃败的时候，连征兵都不够用了，就到村子里来抓人拉夫，给他们运送粮草武器。我的父亲和伯父都被他们拉去过。我家和伯父家那时候还有牛，国民党让他们赶着牛车运送东西。有一次父亲和伯父赶着牛车走了八九十里地，都到时村了，国民党兵还是不让他们回来。俩人就跟国民党兵求情：“都走这么老远了，天黑路远的，我们得回去啊。”最后国民党兵才放人。有的人家里没有牛，国民党兵就让他们拿扁担挑送东西。那个时候干这样的活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半路上可能会有流氓土匪砸黑砖抢劫，有时还会出人命。
提起内战，不得不说发生在我们家乡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解放军发起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直逼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时，中原野战军诱敌深入，与华东野战军一起将黄维兵团[⑤]包围，在双堆集一举将其歼灭。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解放军在萧县的西南、永城的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围歼杜聿明指挥的部队。那里离王座有四十里地。当时，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萧县的祁洼村，我可以听见前线的隆隆炮声。淮海战役取得了惊人的战果，共歼敌55万多人。与此同时，解放军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徐州建有一个淮海战役纪念塔，以纪念牺牲的数万烈士，其中最高级别的是团长。在我们萧县也有革命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许多革命烈士的忠魂。
水深火热的旧社会
苏皖边区虽说是老游击区，但是在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才得以真正解放，所以称为新解放区。我亲身经历了千万淮海人民用小车队支援解放军在淮海前线作战的过程。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苏皖解放，这一带农村的生活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新时代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上了翻身解放的道路。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在授予治淮委员会等单位的锦旗上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全体军民鼓足干劲，齐心协力，疏通河道，终于在1952年把淮河水利修好了。淮河两岸人民的生活逐步稳定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对我家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是下中农，还有一些自己的土地，没有分到地主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对于整个中国的农民来讲意义是很深远的。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地主的土地，翻身成了主人。伯父家大哥董谊坤的媳妇，是唱河南坠子[⑥]的，用今天的话讲她也算是个艺术家。她唱《大红袍》唱得特别好。临解放前，她靠唱戏赚了不少钱，但骨子里还是有小农意识，用赚来的钱都买了地，因上当受骗其实买的都是不好的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工作队让董谊坤自报成分，他不得不说自己是上中农，买来的地又都交出去了。
20世纪50年代刚刚解放，政治气氛特别好，人的精神面貌也好。没有了战乱，没有了高利贷，政府救济贫苦农民，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分到土地后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大家干劲十足，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有房子住，有地种；男的搞互助组，女的组织纺棉队。母亲参加纺棉队的时候，还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歌：“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我的一个同学唱得特别好，我还模仿她。妇女纺出的棉纱由政府收购，农民到合作社去换油盐酱醋。只要不闹水患，贫下中农的生活都比较稳定。1955年的形势是最好的。
农村热火朝天地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时候，政治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1950年12月，开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对城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特务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清除。“剿匪反霸”进行得很彻底。我们村里真的有小结实（小名）那样的反革命分子，他参加反动组织会道门的武装，藏在废弃的黄河故道的芦苇丛中，搜查出来后被枪毙了。我大哥是民兵队的队长，还参加了村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以巩固新生的政权。
我在村里参加了儿童团，还在学校里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我们在营子完小的学生还参加了斗地主的活动。我的一个同学，他父亲兄弟三个都是地主，谢老大、谢老二、谢老三。他爸爸谢老三还算一个老实的地主，在台上他爸爸低着头接受村民的清算：“你每年雇几个长工，给你干了多少活，你应该给多少工资……”
当时还有一个有劣迹的地主叫郝新泰，他父亲当了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在乡里开了大会，专门批斗这个大地主。有一个口号流传了好久：“郝新泰大汉奸，骡子马往家牵。”有个没有多少地的贫农，是屠夫。他胸前有一块疤，批斗那天他很气愤，跳到台上，冲着郝新泰说：“你说，当年你带领日本人把我吊起来打，有没有这事？”郝新泰在台上吓得不敢说话。贫农指着自己的疤，接着说：“你看，我这儿到现在还有一道鞭子印儿呢。我今天要报仇！”说着他拿起一根小棍儿把郝新泰揍了一顿。其实当年是郝新泰的父亲当汉奸，虐待农民，不是郝新泰。但是他父亲早死了，乡里的人就把他揪出来，替他老子接受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