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边还有一口挖得比较深的土井，下雨后水聚在这里。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新兵（小名）在土井边玩儿，新兵一不小心掉进了土井，两手挣扎着想爬出来。我当时反应很快，一把抓住他的手使劲往外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拉上来。据新兵日后回忆说：“那个时候你要是不拉我，我现在早变成白骨，烂在土井里面了。”
现在回忆起儿时的生活，连学习都是快乐的。小学识字与现在也很不一样。儿时，我没有学过拼音，而是直接跟着老师学认字，直到高中才系统地学习了汉语拼音。我清楚地记得我上的第一课，老师教我们念：“大羊跑，小羊跑，两只羊跑跑跑。”姐姐班上的男生很调皮，接着课本的话往下编顺口溜，说：“跑到鲍沟桥被黑狗逮住了。”
童年的我还喜欢唱歌、喜欢说话，小学和中学的校园生活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展示这些天赋，在村里儿童团参加唱歌比赛、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等，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在那个时候就崭露头角。即便是现在进入信息社会，面对大量的信息，我也很快能编出一些顺口溜。我的口才比较好，后来到《哲学动态》编辑部，同事也都夸我：“董老师出口成章啊。”
水深火热的旧社会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深刻地体会到新、旧社会跨越带来的时代变迁。从社会、生活、教育各个方面，我都能切身地体会到新、旧社会两重天。
旧社会，家乡淮北经常闹水灾，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淮河水流不畅，各条支流上游水流速很慢。我家处于萧县岱山湖附近。岱山湖是位于王座村南的淤地，一下大雨岱河上游的水下泄缓慢，岱山湖便汪洋一片。1938年，蒋介石为拦截日本鬼子的进攻，把黄河花园口炸开，这给黄泛区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过去有个顺口溜“蒋匪炸开花园口，黄河大水向南流，淮河两岸好田地，年年庄稼不得收。”这其实正是当时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平日里一亩麦子最好的时候可以收一二百斤，但一到秋季水灾泛滥，百姓则颗粒无收。麦收后，中等农户还可以拿麦子去换点钱买件衣服穿，而一般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往往是上一年的粮食已经吃完，当年水患又造成秋后收不上粮食，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地主自然不会错过放高利贷的好机会。有顺口溜为证，“农民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剥削农民受不了。”这个紧要当口，高利贷简直要了农民的命。
我叔叔是小学教员，有工资，他的人际关系也不错。记得有一年，为了度过春荒，他帮助我父亲去借高利贷，几家人合着借了一只金戒指。表面上麦收后仍还一只金戒指，但是商人从中投机倒把，农民缺粮的时候，他们把粮价抬得很高很高，金戒指换来的钱仅够买几斗高粱。等农民在麦收后还金戒指的时候，金价抬高而又把粮食价格压得很低很低，即便是卖一石小麦（约50公斤）也不见得能换来一只金戒指。在这样的剥削下，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人民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大规模游行运动。国民党为控制黄金白银在市面上的流通，滥发纸币。这一政策最终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通货膨胀影响到农村，情况更为糟糕。由于农民对经济变动的信息掌握得太少，国民党政府对农民进行赤裸裸地剥削，把农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经常是前一天还可以用一袋子钱买一袋米，第二天这些钱则连盒火柴都买不到了。我甚至见过三百万元一张的金圆券。
1949年正值我二侄子出生，老实憨厚的父亲本想着把家中的青牛卖掉补贴家用。但是彼时货币贬值已经非常严重，卖大青牛得来的储备票子[③]根本不能买到任何东西了。就这样，我家凭空损失了一头大青牛，家里的生活一下子捉襟见肘。母亲又心疼又难过，我二侄子属牛，于是母亲经常自嘲地说：“这孩子一出生，一头大青牛就被他蹬掉了。”
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农民生活苦不堪言。每年青黄不接的那几个月，吃纯高粱面的窝窝头似乎都成了一种奢侈，我们都拿白薯叶掺上一点高粱面蒸菜窝窝头吃。根本不会有人计较难吃与否，因为能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已经不错了。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辛酸和苦难。那种苦难已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深处，不是用一个字或者几句话就能描述得出来的。以至于解放后，我们党搞“忆苦思甜”教育[④]，每每和工人、农民一起拿着菜窝窝，我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到春天，因为没有东西吃，村民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干活儿更没力气。于是往往是两家农户搭伙一起干活儿，先干这家的，干完一家再去干另一家的。没有了大青牛，农活也成了家里的一件难事。迫不得已，我家又买了一头毛驴（毛驴要比大青牛便宜一些）。那个时候人都吃不上饭，更不用提牲口了。有一年发大水，为了不把这唯一的牲口饿死，我随父亲和哥哥划船去人烟罕至的小舟山割草喂牲口。
家乡南面和东南面都是山，这些山离我家不过六七里地。我对山的感情特别深。虽然那个时候，人们都被生存折磨得苦不堪言，但是在家乡的小山上，还是留下了我许多童年美好的记忆。爬上南山，我可以看见废弃的黄河大堤，那后边就是陇海铁路。每到晚上夜深人静时，站在我家屋后的高台上总是能听到火车“轰隆隆”的声音。
正月十五要点棉花灯，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大人亲手用面捏成各种各样形状的灯放在锅里蒸。蒸好以后，在里边搁上油，放一个捻儿就可以点亮了，比如粮食囤里放一个、驴槽里放一个、堂屋里放一个。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老人们很迷信，蒸灯时一定要捏12个小褶，代表一年的12个月。老人们说，如果蒸灯的时候哪个小褶里水最多，证明哪个月份下雨就最多。小的时候，懵懵懂懂的，我似乎也信了这种说法，但并不记得去验证过。小孩就等着蒸好面灯，点亮了端着玩。在漆黑的夜晚，三五个小孩子一起望远，“快看，快看，东山出来一串灯。”不知道谁在另一个方向，又发现一串灯，“哎，南山又见一串灯。”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欢呼雀跃，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欢喜。
说起战争，有两次战争是不得不提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8年“台儿庄大捷”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听大人们说起过那场残酷的战争，国民党军队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全面抗日以来的一次巨大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此后，国民党军为避免被敌军包围，从徐州地区突围，日本鬼子为保住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萧县及周围的几个小山头。
水深火热的旧社会
在县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只剩下两千多人的抗日部队死守阵地，最后弹尽粮绝。这场战役中，许多人牺牲了，还有一些人被俘虏。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把被俘的战士活活解剖，然后埋在后面的山上。日军进行活人解剖的原址就是我初一时的校址——上堂子中学。上堂子中学当时是萧县梅村中学的二部，初一下学期，我在那里上学。1954年上半年修操场的时候，要把后边的山地开辟为学校的操场，结果挖出了许多当年被日军用来做实验的中国战士的尸骨。我们一个一个地挖，又一个一个地把这些士兵重新埋葬。这一幕幕悲惨的场面，又一次在我的脑海划下了深深的印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可以说，我们跟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有着血海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