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18]往事
1971年冬天，学部在信阳北边明港的一个军营里集中起来，开始彻查“五一六”。信阳专区靠近湖北，那里气候温和，田埂上、水塘边有鳝鱼，田野的水塘中还有甲鱼。在学习和搞运动之余，大家到洼地里、稻田埂上捉鳝鱼，有人还到水塘里去捉甲鱼改善伙食。有一位同志捉的甲鱼吃不完，最后都晒成了甲鱼干。在明港时，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大烟：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遛弯，见有人在菜地里种过一棵两棵，罂粟花红红的，十分好看。在明港集训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暂且缓和了“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气氛。
彻查“五一六”也涉及了我。在明港集中学习的时候，有两位同志找我谈话。我说有人思想上可能有这种倾向，但组织上没有。我相信学部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有人曾拿是否有“五一六”跟我打赌，最后证明还是我对了，这位老兄以后见了我都不大好意思。我当时心中也很不服气，因为我一直是党信任的好同志。很多人在“五一六”清查过程中开始反思，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质疑。有的年轻人认为，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审查对象，成为阶级敌人呢？再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还有意义吗？其实清查运动翻天覆地，最终也没调查出来“五一六”的来龙去脉。
对于清查“五一六”的事，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各阶段的一些事件，当时人们的认识不同。就是现在，我相信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也不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这里面有一个理论问题。我当时对倪鼎夫同志说过，这里有一个实践地位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高干子弟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还加了一个横批“基本如此”。后来有人说，这是一种反动的血统论。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当然觉得这个说法不合理。因为出身不能选择，而立场、态度是可以由个人选择的。为什么不让别人革命呢？另外，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造反派与受冲击的对象，认识能一致吗？同样，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人员，与被怀疑为“五一六”的人，认识能一样吗？对于同一件事，只能站在党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派性立场上，才能把问题想清楚。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驻哲学所军宣队负责人老周的观点。
进我们所与我们一起忆苦思甜的军人老周，根红苗正，是烈士的后代。我记得他慷慨激昂地说 “谁要是‘五一六’不交代，一定要狠狠打击他！谁要胡乱指责别人是‘五一六’，搅混水，也要狠狠打击他。”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的垮台，清查“五一六”这场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当年陈伯达帮助林彪鼓吹“天才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林彪一唱一和，搞个人崇拜。毛泽东批判陈伯达，说：“陈伯达这一类骗子，骗了我们多年。”我相信学习马列主义不是靠口头上说，而是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就像现在中央说的，“建立学习型社会，真学真懂真用。”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学问，要结合社会实际，不要把做学问当作敲门砖。
林彪反革命集团败露后，开始“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这给晚年毛泽东带来了不小的刺激，林彪是他最信任的人，最后竟然也反对他。这个时候，党中央意识到“极左”思想不可取，国家建设还是需要知识分子。当时毛泽东指示“‘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于是1972年夏天，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我们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周总理说：“你们下去是我批的，现在要你们回来也是我一批就可以回来了。”林彪阴谋诡计的失败，使我们从理论上更加听从毛主席指示，坚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所以党内统一认识：不能搞阴谋诡计。
中央没有给“高饶事件”翻案。因为高岗[19]曾搞过不公开的活动，林彪更是背后搞阴谋诡计的典型，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干什么事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背后一套，这也是我做人的原则之一。一直到现在，我都真正是按毛主席的话去做。我要说得不对，可以批评可以辩论，我不怕辩论，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做人的信仰和政治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以后的工作较顺利，我想这与我受到党的教育不无关系。
干校[18]往事
“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潮又一潮的革命热浪后，逐渐归于平静。国家许多停滞瘫痪的行业开始复苏起步。我们也正在努力向前，一步一步走出政治阴霾，开始投入到紧张而有生气的业务工作之中。
读书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读书也是哲学生涯的一部分。读书丰富了我的哲学知识，培养了我的哲学思维，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复旦大学哲学系五年中的两个循环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阅读哲学经典著作。我在读书方面，还有一点经验与大家分享：在熟读经典著作的同时，还要关注这个学科不断发展的前沿代表著作，这样才能使思想不落后于时代。
读书有精读和粗读。哲学的经典著作都是我们必须精读的。上课时，老师一句一句地教，课后复习时，我们一遍一遍地读，直至完全消化吸收变为自己的知识。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他有许多功劳，特别是在读书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据我看到的一个材料说，斯大林总是把《共产党宣言》随身放在衣兜里，遇到问题时就拿出来读一遍。斯大林前前后后把《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
我也熟读了马克思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著名的11条提纲。上大学学习经典著作时，马克思的这个提纲作为一个附录附在书后。那本书就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本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纲要领就可以掌握了。我们要将自己所读著作在脑海中形成一种知识体系，运用到实践当中。
读书使人聪明，使人迸发出独特的、有新意的创建性思想。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听说有些人写书一天一万多字。这样的作品可能就是“剪刀加浆糊”复制粘贴一下，真正自己的思想建树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充其量只能算个三流教授，因为他只会编书，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在读书做学问方面，我特别佩服哲学所的一位老先生沈有鼎。当然沈有鼎老先生有点懒，他一生留下的东西不多，他的文章不长，却颇有见解，且字字精辟，提问题一针见血。他在逻辑学方面很有建树。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沈先生：真有学问的还是沈有鼎。哲学工作者都应该像沈有鼎先生一样，因为如果要阐述哲学问题，思路清晰，简单明了就可以了。把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用动辄几万字的文章论述，有时候反而是画蛇添足。我在编辑部工作也是持这样一种观点，做学问要讲“求质”，写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能说明问题就好。
在哲学所我们要向老先生学习治学的经验，比如金岳霖、贺麟、容肇祖等。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深入。比较起来，我们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