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精神就是一种自力更生，大干、苦干的精神，是齐心协力改造自然的集体主义精神。昔阳人民学大寨，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利用自然规律变害为利。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再改造自然。昔阳人先是在河川筑坝造地。可是，如果山上不治理好，暴雨就把河川里的地冲坏了。陈永贵曾利用四十多天的时间，走遍昔阳县的山山水水，搞调查研究，发现了综合治理的好方法，推广到大寨后效果很好。有的社员还编了一首歌谣：“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来年一场空。”实践出真知，我们要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理论，把个别推向普遍。搞理论工作的人就是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把它上升为理论，然后去指导实践。我们还采取了百姓喜闻乐见的“顺口溜”形式，把理论总结出来。沾尚公社处于昔阳西部，那里有条潇河。潇河下游属于榆次，那里水太多，还有盐碱地。治理潇河好处多，上游有了水，下游水不多，上下游都能受益。我便用“潇河水滚滚流，岭东岭西两发愁，岭西水涝成了灾，岭东干旱渴死牛。”把潇河治理前的情况形象地表达出来。
我们在昔阳县一待就是一年多，1976年10月，带着成果《唯物辩证法在昔阳的胜利》一书的材料回到北京。我们去之前，由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书中不乏“左”的思想出现。
《唯物辩证法在昔阳的胜利》封面
李奇同志当时负责科研处的工作，我们从昔阳回来向李奇同志汇报写书情况。我抱怨说：“我们是按毛主席说的‘三大革命运动’来写书的，可是县委宣传组的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说，不要把昔阳的经验写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真是没法写。”李奇说：“对，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三大革命的说法来写，要有自己的见解。”他言外之意是支持我们实事求是。这本书在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还算成功的。
回想起我在专案组审查李奇的情况，总是心怀愧疚。那时我还总说他认错态度不好。之后，我们认为李奇同志表现正常，不存在“走资派”的问题，所以李奇同志又较早地结合到哲学所领导班子中来。李奇同志不计前嫌，对我态度仍很客气。在讨论我入党问题的支部大会上，她仍口称董谊思同志，强调了我的优点。
社会调查
按照我们哲学所的习惯，只有在正式场合或对特别尊敬的领导干部，才口称同志。比如大家都称陈冷同志、李奇同志等。平常对于我这样的小字辈，一般大家习惯叫小张、小王、小董等等。即使后来成为所长或成了有名的专家，只要他来所年龄小，年长一些同志在称呼他时在姓氏之前总要加个“小”字。如陈筠泉后来当所长，年长的人还依旧称他小陈；叶秀山成了研究西方哲学的名家，年长的人还叫他小叶等等。这是后话。
从大寨回来后，“四人帮”垮台。所以我们又把这本书修改了一番，最后这本书在两个出版社出版，一个是人民出版社，一个是山西人民出版社。
辽宁人看过《光明日报》发表的一整版我写的总结昔阳人民治山治水经验的文章，对当地的治山治水有了很大的信心。大寨铁姑娘郭凤莲也曾到辽宁去过，她一看到地处辽河下游，盘锦地区的一大片荒地，觉得很可惜。郭凤莲说：“我们大寨造一亩地多不容易啊！你们这里是平原，那些荒地怎么还改造不好呢？”她还说：“书记要批准，我就带大寨人过来把这些地改造好。”
后来我有机会到辽宁大连出差，看到山上真的都学大寨经验，在树下挖了一个个的鱼鳞形状的坑，就像一个个小水库。因为大连缺水，山上栽一棵树，挖一个坑，这样把水聚集在树下，不让水土流失。山上一大片的鱼鳞坑，很是生动有趣。看到我的理论被运用到实践中，内心说不出的兴奋和高兴，这体现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价值。
“文化大革命”后我思想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一直像紧箍咒一样禁锢着我们的思想。“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人们深信不疑的路线，突然昭告失败。中国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在党、国家和人民心中都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思想上也经历了一段最困惑的时期。这也是我日后思想转折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定地跟随党的脚步，服从命令听指挥。直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又红又专”的思想才被撬开了一道裂缝，开始懵懂地接受新思想。
1978年,邓小平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关于“两个凡是”的不同看法，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实，哲学所的邢贲思早应《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之约，写好了这方面的长文章。这篇长文虽未及时发表，但在《人民日报》上已发过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国民经济建设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遇到了这个特别重要的政治问题。说老实话，我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特别重视它的政治意义，当时只是就理论上来探讨问题。我们仍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深信不疑，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极左”思想持一种肯定态度。
在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会议上，胡乔木做了书面发言，其中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由来，看了胡乔木的文章我豁然开朗。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理论上如果站不住脚，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理论基础，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我坚决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拥护邓小平关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张。1979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与会在现场听报告，而且在会上做了笔记。
在一次内部召开的理论工作研讨会上，有人揭发了康生一系列的罪行。康生从延安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一直把自己伪装成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趁“文革”之机，他整倒了党内一大批优秀同志，把很多人打成“特务”分子。我在哲学所专案组的时候，亲眼见证了康生的所作所为。哲学所的杜任之，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的党员。杜任之本想让康生来为他证明自己作为共产国际党员，曾负责调查阎锡山的情报。谁知道康生提起毛笔就写道：“你为苏联人当特务的事我不知道。”有康生这样的批语，杜立即被抓起来了。
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她当时也在哲学所。因为林伯渠的关系，她与康生很熟悉。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林莉与李立三的夫人米莎以及语言所的赵旬等人很熟，他们在一起经常用俄语交流。早在江西搞“四清”时，林莉与赵旬在一起讲话用俄语，社员都听不懂。“文化大革命”中，中央专案组派人去调查，有些人就揭发她们，说：“她们在一块儿说外语我们听不懂，那大概是搞特务活动的语言。”根据这些“证据”，康生翻脸不认人，林莉以“苏联特务”的罪名被逮捕了。可见在逮捕林莉的问题上，康生也逃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