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由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参与，才使得这场大讨论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面提到的《通俗讲话》就在基层的普及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南方周末》的上述文章指出，当时中国的地方报纸有550多家，发行总量近3000万份。这些报纸贴近基层群众，覆盖面甚广。《通俗讲话》所收集的24篇文章原是为地方报纸撰写和刊用的，每篇均不超过1500字。这些短文被地方报纸刊载后，许多地方电台又反复广播，听众应超过1亿人。至于《通俗讲话》的印数，据《南方周末》的上述文章所引的数字，前后共印了约2300万册，其中解放军系统一次就印了500万册。一册书的读者不一定限于一人，由此可想这本书的读者之广了。书是由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写的，形式是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书的出版为了满足历史转折期广大群众的迫切的求知需要，因而在当时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广大读者很欢迎这本书。如《南方周末》的上述文章提到的，解放军当时在全军进行“讨论补课”时就用了这本书。综上所述，把这本书说成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众哲学”并不为过。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通俗讲话》的编写经过。
1979年春，新华社地方部主任赵慎应和另一位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来开座谈会。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组长赵凤歧通知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参加。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是要从理论上继续深入，二是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推广到基层中去。我的发言看来被客人接受了。因为赵凤歧在会后布置工作时说，新华社的同志说，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推广到基层去，这个任务是我们提出来的，现在要写一本普及性的书，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认为最好还是由我们来完成。这样，我和陈中立等人就承担了这个任务。写作组中，夏澍负责全书统稿，我是他的副手，进行组织协调工作。新华社派蒋涵箴来参加组稿工作。在统稿过程中，个别作者之间还出现过一些矛盾，甚至闹得很僵，不过，最后都得到顺利解决。组稿之前，先由我拟定若干题目，大家补充。最初确定23个题目，后来，王正萍提出增加一个题目《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全书总共有24个题目。稿子全部完成后，由蒋涵箴带回新华社，由新华社统一向报纸发稿。由于基层单位对这些稿子反映很好，新华社决定把它们结集出版。赵凤歧为此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前言。
二、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一书
《通俗讲话》是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阶段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然而哲学所的贡献并不只是这些。这就说到《哲学研究》杂志和《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那组讲稿。讲稿的写作是在1978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全国性的真理标准研讨会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张学廉来所组稿，提出围绕那次研讨会的主题写一组讲稿，结集出书。我和陈中立因为是研究认识论的，自然就承担了写作任务，所里还有其他人参加。这组讲稿共有13篇。
在谈到讲稿的作者时，我特别要提到汪子嵩。他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1978年时，他已在《人民日报》任理论部副主任。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张德成用张成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只有一个标准》的短文。在收到二十多封反对此文观点的读者来信之后，他们找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的邢贲思，请他写文章答疑。在哲学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24日召开的全国性研讨会上，汪子嵩专门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在这之前，他还向哲学所的人建议，在编写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体会的小册子时，最好能有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赵凤歧向我转述了汪子嵩的这个意见。我在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页查到了原文。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真理，不然就不算。”我根据这段话写过一篇文章，分三个小标题，其中第二个小标题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没有收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讲话》那组广播讲稿。前述《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那组讲稿的第一篇《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重要意义》是由汪子嵩写的。
“文化大革命”后我思想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共写了6篇讲稿，其中3篇是我写的。一篇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论证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我提出实践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实践具有客观性。它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这也就是列宁说的，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正因如此，实践提供了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客观标准。第二，实践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能够把人的概念、理论变为物质的存在。它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实践的这个特点使它能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是客观事物本身所不具备的。所以只有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写的另一篇讲稿是《尊重实践，就要相信群众，发扬民主》。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说，在确定这一讲的取舍时有过争论。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问题与真理标准问题似乎远了点，这一讲可以取消。但是也有人认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正确阐述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反对神化个人是必要的。最终，这一讲被保留了。我写的另一篇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个过程》。这讲在定稿时，署名变成周宝玺和董谊思。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明白，我当初写的稿子中，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绝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的一面。这在当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情况下恐怕是不宜多说的。因而这篇稿子被拼入了周宝玺的稿子。
1978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学习”节目中播出了这套讲稿。这时恰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说明广播的播出很符合社会需要。1979年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理论和实践问题讲话》为题出版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上万册。后来，我还见过山西印行的版本。可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这套讲稿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三、关于全国性的研讨会
1978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就真理标准问题召开了两次研讨会。第一次是于6月20～21日召开的北京地区的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在京各院校、中央各部委和重要新闻单位60多人。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哲学研究》1978年第7期有详细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更大影响的是1978年7月份召开的全国性的研讨会。
1978年7月17～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这次研讨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16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开会条件比较简陋，开会地点是在由我联系的朝阳区党校。本市的代表不能住会。我与一些年轻人负责小组记录和会议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立群、顾问周扬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讲话。邓立群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赞扬了《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的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面的文章，驳斥了反对者的观点，旗帜十分鲜明。周扬的讲话强调，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会议还邀请了《人民日报》社的汪子嵩和北京大学的冯定等作专题报告。有些与会代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上海的周抗、复旦大学的林永民、武汉大学的陶德麟等。记得陶德麟因所谓“李达问题”受牵连，学校里没有把会议邀请函给他。会议组织者知道后专门给他个人发了邀请，他才得以与会。另据邢贲思回忆，逄先知是刚从监狱出来就参加了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