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为敏感字眼。其实，我们对苏联有防范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杜任之、林莉这样的老同志，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有起码的党性；对他们至少也要凭证据说话。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为中国革命辛苦一生，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特务”。如此对待党的老同志，确实非常不公平。后来党又为他们一一平反，洗刷他们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中国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里，社科院的人提出就“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我们的理论工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我们讨论并给出了讨论结果。这足以显现出做理论工作的独立性，不能够人云亦云。我们要在理论方面整理出一个系统清晰的思路，反映给党中央。
“文化大革命”后我思想的转变
在看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我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我遵循哲学独立思考的研究方法，经常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产生质疑。我总结了哲学的四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一定是“为什么是这样”，和“怎么是这样”的合体。可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先说“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应该是什么（现在是这样，那目标应该是什么）和怎么办。任何事物按照这四个问题去思考，都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这是一种哲学思路，一种思维方式。我认为这么学哲学，真正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用”。“文化大革命”之后，我的思想彻底解放，这时候的我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客观正确的理解。理论工作者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才是一名真正的理论工作者，一名党需要的理论工作者。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上，我相信邓小平是对的，在如何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方面，邓小平也是我们的榜样。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现在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军事家，在领导全国人民拯救中国和建设中国道路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至少在解放之初，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英明果断的。比如“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还有他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文章解决了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问题，这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这是我们党指导革命的基本理论根据。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主观能动性在认识当中的作用》就是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路子走的。
认识事物要一分为二。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人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不可取的。所以由社科院哲学所编写，197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的小册子中，就曾讲到这个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检验也需要时间。我们的思想要与时俱进，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适用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段。毛泽东的策略方法适用于中国革命，他强调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在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翻身做主人。
但是和平建设时期，只依靠坚强的意志和人民的干劲是不行的。毛主席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是因为他曾设想走苏联走过的道路，集中精力搞重工业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之下，帝国主义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存在，对我们处处限制，我们不得不搞“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最终还是挑起了威胁中国的朝鲜战争，毛泽东在苏联不出面干涉的艰难境地也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以维护我们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这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国际环境日趋和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世界上东、西两大对立阵营解体，冷战思维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必须踏踏实实搞建设，发展中国经济，才能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不搞理论上的无谓争论。邓小平就这个问题讲了很多次：我们不争论，要踏踏实实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当时也有人被美国鼓吹的自由化所迷惑，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走自由化的道路。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写入党章是正确的决定。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认清改革开放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本质，我们就不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由于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宣扬中国不民主，污蔑中国没有“人权”。有少数人便被美国的糖衣炮弹所迷惑，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呼吁中国政治自由，鼓吹所谓的人权。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有人希望美国干预中国的人权问题。
遇到问题，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我之前所讲的，要用哲学思维认真分析事物：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是什么，怎么办。中国国情不同于美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包袱太沉重，近代中国又遭到了帝国主义入侵，政治经济落后。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要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要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美国不同，总共历史才有二百多年，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再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受到损失，而是大发战争横财。这使得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所以中国不能按照美国的套路发展，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后我思想的转变
《我在现场》一书中，我发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我在哲学所经历的几件事》可以体现我思想的转变过程。以下为文章内容：
30年前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先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在这场大讨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仅就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做一些历史的回顾。
一、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2008年5月15日，《南方周末》在一篇题为《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新闻交锋》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众哲学”的提法，随后，该文又被网络采用，现在人们一打开电脑就可以直接查到该文。文中说的实际上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以下简称《通俗讲话》)这本书。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由新华出版社于1979年7月出版。从这本书的出版时间看，离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式开始已有一年多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这应该被看作是社会上公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开始。该文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别的什么事件和类似出版物所不可比拟的。不过也应看到，其他有关的各种出版物或活动在这场大讨论中也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