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明日报》于1978年7月30日对会议作了报道。此后，各地理论界纷纷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有的还把参加过北京这次会议的代表请去传达会议情况。如濮良贤在新疆、王思浚在内蒙古，以及江苏的代表在南京等都是这样做的。
《哲学研究》在1978年第8期报道了北京的这次会议。第7、8、9期还连续刊出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的“答读者问”专栏。《哲学研究》杂志在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因而威信大增，发行量曾经达到惊人的200多万份。编辑部还编了两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79年5月和10月出版。第一集印了50000册，第二集增至5100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国内哲学动态》的“试刊号”也于此时出版，并在该期报道了7月17～24日的研讨会，并刊载了邓力群、周扬和汪子嵩在会上的讲话。
以上就是我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经历的几件事以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虽然不全面不系统，但是多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学者们在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一些作用。
参加四川经济调查小组
1979年在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末尾，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提供素材，国务院组织了一个体制改革调查小组和一个经济结构调查小组。经济结构调查主要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参加，但因为经济问题也要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我报名参加了调查小组。去四川之前，我们听了国务院各个部委的经济结构状况的汇报。会上我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发言并做了笔记，深入了解了国家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为去四川调查做了充分准备。
“文化大革命”后我思想的转变
1980年，在四川举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第三排右二是我）
经济调查小组又分了两个分组，一个去四川绵阳，一个去重庆。那时候重庆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直辖市从四川分出来，我便随一行人来到了重庆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查。四川的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极为不平衡。因为1964年后，毛泽东决策在大西南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西南山区交通不便，但是毛泽东很有决心，说：“进不去，骑毛驴也得去。”所以“文革”期间，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军工企业。
1980年，哲学所参加认识论座谈会的人在乐山大佛寺合影（前排右二是我）
我们在重庆调查期间参观过西南铝加工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军工企业，是负责生产飞机机翼的。铝加工厂在重庆歌乐山后边一个地处盆地的郊县里。中苏矛盾时，按照“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必须在山洞建造厂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如果敌人从中国几方面都打进来也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依据四川这个大后方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个工厂就变得非常被动。由于山区交通不便，这个铝加工厂没办法和其他工厂生产匹配，慢慢地濒临破产。我在工厂参观时，发现中国的生产水平和基础设施很先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铝加工厂大概有四十多台国际一流设备，包括我看到的3万吨的水压机。当年这种水压机全世界只有3台：中国一台、苏联一台，欧洲很多国家共有一台。铝熔炼后用水压机压成机翼，水压机每启动一次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数值。平常不生产就封起来，造成了设备的闲置。虽然基础设备早就具备，但是因为生产不配套，依旧没有能力造出大飞机。之后，20世纪80年代，我国和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麦道）合作，谈判中提到中国负责制造机翼，这是军用转民用很好的一个例子。军事紧张的年代，军工厂的军人可以按规定造枪和子弹，但是和平年代不需要用兵打仗，所以很多军工厂闲置下来造成资源和人力的严重浪费。根据现实情况，适时地做好军工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类似的例子还有嘉陵摩托车厂，也是由军用转为民用生产的。这也为嘉陵摩托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路子。
当时军工和民营企业发展严重失衡。一切为了国家的战备建设，工人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参观重庆棉纺老厂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个厂子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从上海、武汉、南京搬去的纺织厂，专门供给军用。工人宿舍的墙都还是用竹子扎起来的，再往上糊些泥巴。我们推开一间宿舍的大门，被里边的生活情况惊呆了，一间很大的房子，里边居然住了好多户人家。生活不方便，便在床铺上挂起一个个蚊帐。工厂规定哪一排住什么样的家庭。比如，夫妻俩带一个孩子，就让他们住下铺的双人床，工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差。过去那个年代我们强调“以钢为纲”，军工生产是为打仗需要，所以大家齐心协力，勒紧裤腰带搞军工生产，带着政治任务去干。可是这样的国民经济不符合经济规律，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经济规划，以人为本。看到重庆工人的生活状况，我们不免在经济调查中写进了许多个人的感触，感叹国家欠重庆的实在太多了。在那里，工人激动地讲述自己的生活、工作，我们听得也很激动，所以从重庆回来后，专门就重庆的困难和问题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希望国家立即解决重庆问题。
这次调查，从经济学角度丰富了我的思路。让我将《资本论》中的原理与社会观察相结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四川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查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个总报告和几个分报告。我执笔写成《关于四川农业结构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是个专题报告），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
中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生活插曲。我们在重庆调查时，正值秋天橘子丰收的时节。橘子很便宜，才两毛二一斤。一大片橘林，放眼望去，满眼令人惬意温暖的橘红色。我们钻进橘林中，拿着大大的橘子爱不释手。虽然我们要去成都写调查报告不能直接回北京，但每个人都忍不住买了一大篮子。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停地吃，结果上火很严重。后来才知道了一个生活常识：橘子吃多了上火，而广柑多吃可以去火。
入党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整党，党组织要增加新鲜血液，我再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过去我一直是追求政治进步的学生。1955年5月5日，我和一个理发师一起参加了入团宣誓。在此之前我是少先队员，还曾做过少先队的小队长、大队长。那时候入团的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要考察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各方面都符合条件，所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入团后，我政治表现积极，所以一直担任团支部委员，大学也是如此。
大学时期，党的政策是不鼓励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班级党支部在发展了两名党员后，便控制了学生党员的发展。但是我们共青团员一直是响应党支部的号召，积极要求进步的。虽然发展党员的数量极少，但是为了表示我拥护党的决心，我从18岁就开始申请入党，不气不馁。
哲学所在那个时期也很少吸收党员。金岳霖是我们所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所第二个入党的是王炳文。他在“四清”运动中表现良好，“火线入党”。侯鸿勋是哲学所第三个入党的。我是哲学所第四个入党的，正好赶在“四人帮”刚垮台。1976年的10月18日，经过多次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