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入党审查依旧非常严格，除过去我一直强调小时候爷爷给我灌输的做人道理和我的家庭出身之外，我纯洁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认可。我做人言行一致，不说假话，一直跟随党的步伐，尽管我也做过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事情，行为“太左”。申请入党后，党组织也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考验，哲学所派我们在大寨学习了一年，而且我也去过北京汽车厂与工人一起写书，并参加劳动。我总是带头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前列。
终于实现了我多年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我感到无上光荣。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吸收党员的政策逐渐放宽，只要有意愿加入共产党，审查合格便可以。党是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所以后来一大批哲学所的知识分子都入党了。
调查安徽包产到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了党内认识，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的灵感来源于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冒死按手印的故事：安徽在经济困难时期，饿死的饿死、生病的生病，并没有因为搞大锅饭而得到任何好处。小岗村人为了活命，率先抛开大锅饭，开始秘密实行“包产到户”。18个农民一一在保证书上按下手印，发誓不向外泄露秘密。因为在当时看来，“包产到户”是“右倾”，是党决不允许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加具有生命力。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方法刚推行不久，为调查联产承包的可行性，找到它的理论基础，必须要到发源地实地调查。于是社科院派一批人马到安徽的三个地方调查：黄山、宣城、淮北。我和陆永品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了淮北宿县地区。此后又兵分两路，其中我带领7个人，来到家乡萧县做社会调查。一位县长和一位县委副书记带领我们走遍了全县的各个典型农村，在那里与老乡亲切交谈，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包产到户”的经验。我们到袁楼村调查时，该村有个队长外号叫“两斤半队长”。因为他们村的土地比较贫瘠，又赶上经济困难时期，小麦长得不好。曾有一年，每户人家只分到了两斤半麦子，他的外号由此而来。“包产到户”后，这个村每家农户都承包到了土地，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等我们去村子参观时，情况已比过去大有改观。
安徽其他地方情况也是如此。1958年“大跃进”时实行低产改高产，旱田改水田。由于红薯高产，在全县得到推广。困难时期，我们家乡人都以红芋干子为主食，就是把红薯切成片，晒干以后再吃。当时有句顺口溜，我弟弟他们都知道，叫“红芋干子饭，红芋干子馍，离了红芋干子不能活。”农民们一天到晚都是吃这些。虽说现在我们意识到红薯的营养价值，把红薯煮熟后晒干作为一种休闲食品，但是对当时的农民来讲，长年累月吃红芋干子是一件痛苦的事。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将红薯叶子加进红薯面中吃，若不是亲身经历了这段岁月，谁都不能言表个中辛酸。
安徽“包产到户”后，吃不饱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农民基本上都能吃白面。后来各家各户“大囤满，小囤流”，粮食根本吃不完，每年都会有存粮。即使偶尔赶上一年颗粒无收，也不会再出现饿肚子的情况。刚“包产到户”时，平均麦子亩产量三百多斤，在20世纪80年代，淮北地区产量能达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随着我国生产力不断提高，科技不断发展，粮食产量已大幅度提升。现在亩产量平均可以达到上千斤，有不少地方还实现“吨粮田”，亩产达到两千斤。这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无法想象的，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民来讲，更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们在萧县调查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一从萧县回来，我们立即开始着手写关于安徽“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在我的建议下，调查报告被充实了许多。记得稿子上有一句话我是这么写的：从吃白薯干、白薯面，到后来吃白面，只有生活在当地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深刻的感受。王光美当时在社科院的外事联络局工作，是处级干部。她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听我们汇报安徽调查情况。王光美因随刘少奇到过安徽，因此对安徽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很关心淮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听汇报时，她还特意问起淮北的情况，我们的工作得到王光美的支持，也感到无比欣慰。
在安徽作调查期间，也发生了许多让我难忘的小事。那时候我们仍在使用粮票。萧县的吴孝桐，那时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陪着我们下农村做调查。一般人当时若是到大队参观，多半由大队的书记陪着就可以了。因为县里有领导陪着我们搞调查，每到一村，大队就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一顿饭。我们过去都曾在“四清”工作队工作过，所以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饭后，我很认真地要付粮票给他们，可他们执意不收，“这个我们不要，不要。”但是我们很清廉，按国家规定办事，吃饭必须交粮票，交饭钱。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了，我们是搞过“四清”的人，有这样的觉悟。但是朴实的农民觉得领导能到他们村参观，就已经是很好的机会了。
当然也有些农村干部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便向我们倒起了苦水：“我们在农村干一辈子，从土改的时候就开始干起，后来搞合作化，在农村当干部，现在对这个包产到户是想不通的。”这些基层干部确实有着说不出的酸楚，他们辛辛苦苦地响应上级号召搞合作化，一转眼十几年的辛苦都白搭了。他们抽着烟，一脸茫然，像是向我们诉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地分了，我们集体没了。”“我们退休以后，有没有待遇呢？”还让我们回北京帮他们反映。他们说：“我们不能在农村白白干一辈子啊，要是我们老了能不能给点报酬啊？”我们不得不说农村基层干部的劳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国家理应保障基层干部的生活。但是国家没有能力做到这些，我们只能为他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示惋惜。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找到“包产到户”这条道路的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这个问题的提出经过了一番周折。一是实际调查，一是看以往积累的资料。197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华国锋做了《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他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上强调了改土治水的重要性。但要将治山治水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付出很多努力。我们不但大量翻阅报纸书刊中关于大寨经验的材料，还实地去大寨村、昔阳县考察研究那里的人民是如何改造大自然的。
在建设大寨县、学习大寨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交通运输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道路，像南垴大队那样的地方就用不上农业机械。再比如，治理山水后山间果树丰收，但交通不便，运不出来，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果实烂掉。只有农村交通发达了，才能搞商品经济，为农民创收。这之前我也看过《人民日报》有关山水田林综合治理的报道。在参观昔阳人民在松溪河床上打坝束水，修农田、修道路的伟大工程时，我突然得到了灵感，认为可以把修路也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工作内容之一。于是我动笔写下了论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方面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