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光明日报》记者找到我，认为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这个提法好，想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经过我的同意，《光明日报》将这篇文章稍作修改，发了整整一版。
1978年我参与了研究生考试政治试卷的判卷工作，当时我们都住在西山的一个地方。一天清晨我出门散步，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我们国家治山治水的总方针是要抓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实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听到这段广播，我很兴奋，因为自己文章的观点已经成为国家治山治水的总方针，虽然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发表文章都不用自己的名字，体现不到个人的荣誉，但是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祖国改造山河作出一点贡献，已经让我感到无上光荣了。
附带说一下，随着治山治水总方针的提出，“综合治理”这个范畴也已为大家理解。比如说，社会治安要进行综合治理。这说明，范畴、概念是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纽结。列宁说的这个认识论的道路，就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了。
要想富，先修路
道路交通是国家的大动脉，一个国家的“血液”若流通不畅，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铁路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1968年，我在寒假期间回了一次老家，那时徐州的两派进行武斗，炸断了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徐州段的铁路，意图把徐州孤立起来，造成了北京、上海等地大半个中国铁路交通的瘫痪。从那时候起，我就意识到交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非常注重铁路交通。他曾派万里去处理徐州的铁路交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方面突飞猛进地发展，铁路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矛盾日益凸显。由于铁路运输的紧张和铁路管理制度不完善，我国无法将山西的煤炭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只能采取以运定产的措施。当时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内心非常焦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在我查阅了众多国内外铁路建设的资料后，发现了一条规律：大国工业化之前都必须首先完成铁路网的建设。这条规律具有客观性，当年的美国是这种情况，德国、法国等一些欧洲大国也是这种情况。只有在铁路网形成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反观我们国家的建设情况，为什么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这么慢？主要原因就在于交通的不畅。其实当年孙中山已经认识到铁路建设的重要性，而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却一度忽视了这条国民经济建设的规律。
就在我不断思考交通制约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之时，契机出现了。铁道部党校的同志得知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便邀请我参加了由铁道部党校、中国管理科学院管理哲学研究所与牡丹江铁路分局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毛泽东思想与铁路建设学术研讨会”。于是1992年7月中旬我作为《哲学动态》的记者和编辑，到牡丹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洪军的经济学家，他把地图往地上一摆，便开始很投入地给我们讲起了他对于铁路建设的看法，有时候会穿插许多生动的例子。他对当时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到位，往往“一针见血”。当时铁路建设仍未摆脱左的思想的干扰，许多人盲目地认为中国的铁路网早已形成，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其实我国只有东部的铁路线稍微密集一些，很多地区都缺乏铁路干线，更谈不上铁路网的形成了。
会上洪军列举了交通部门在修铁路上存在的问题，比如关于广州至汕头铁路的修建问题，就存在很多矛盾。当地海洋部门提出，铁道部可以修铁路，但是不能在沿海修，因为这会影响到海运部门的利益。要修铁路，必须绕着山区一个大弯再修过来。由于交通管理结构存在问题，铁路、公路、海运分属不同的交通部门，各部门都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了全国交通运输网迟迟不能建成。
另外各部门内部的制度也极不合理，以铁路运输为例。铁道部规定货物运输的费用以顿公里为单位计算，而不管在运输路途中绕了多大的弯路。本来直线运输100公里就能达到的目的地，由于绕弯修建，要200公里才能到达，而200公里收取运输费用无疑会影响业主在运输方式上的选择。另外，由于铁路货车车皮的报批困难，许多业主宁愿在公路上耗费时间，也不愿采用铁路运输，这必然会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
研讨会期间，我一直酝酿中国铁路修建的哲学理论问题。夏天东北太阳出来得很早，大概五点钟太阳就出来了，但是会议在八九点钟才开始。有时候我四五点钟醒后，就躺在床上思考问题。铁道部党校的张磊在主持会议时说，有的同志早上四五点就考虑铁路问题啦。由于东北人热情开朗，会议气氛很好。在浓厚的会议气氛中，我的思想慢慢成熟，找到了用哲学来说明铁路问题的途径。
于是我回京后动笔写下了一篇关于铁路建设的哲学思考的报道，并给它取了一个既通俗又朗朗上口的标题“中国想要富，加紧修铁路”。这篇报道在《哲学动态》1992年第9期上发了头版头条，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理论应该具备超前性，要理论和实践互动。理论工作者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都能看得懂，“中国要想富，加紧修铁路”这个标题的价值就在于此。
《哲学动态》在交换时是送《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所以《人民日报》理论部能第一时间看到《哲学动态》的最新观点。在我发稿给《哲学动态》半年以后，他们醒悟过来，意识到了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光明日报》也是如此。《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四五篇报道。《光明日报》的报道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它的记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也很生动，他说，火车从广州开出来，“咔”的一声，轴断了。描述了中国铁路不堪重负的状况。中国铁路运输线路少，但是运输密度高，即运能和运量之间的矛盾尖锐，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李奇同志说，作为人大代表她早就把修建京九铁路作为人大会议的提案，但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一经理论界和新闻界宣传，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关注，所以京九铁路提前一年竣工。这样一来，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并减轻了京沪铁路和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
要想富，先修路
京九铁路没有建成之前，货车都要在徐州北站和郑州北站编组。有时候一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发，很容易误事。广州的新鲜荔枝和香蕉常常因不能及时运输而烂在路上。京九铁路修通后，大大减轻了徐州和郑州铁路枢纽的运输压力，并提高了运输效率。交通的畅通，使全国经济都搞活了。我们在北京可以常常吃到广州的香蕉、荔枝以及新疆的瓜果；广州人也可以常常吃到许多北方的温带水果；工业也不再以运定产，我国实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就一路畅通了，京九铁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曾提出一个方案：搞铁路银行，筹集铁路建设资金。有一个民主党派的同志给《哲学动态》写了一封信，来信内容居然是与我们探讨怎么运作铁路银行的问题。我们感觉很有意思，因为哲学工作者是负责提出问题的，而具体的运作是属于金融部门的职责。
当年在牡丹江开会的时候，我们住在镜泊湖的边上，不远处有一个瀑布，还有火山喷发后留下的一个火山口，那里已形成一个地下森林，人可以从旁边下去。镜泊湖中有一个小岛，布满树林。据说斯大林的儿子在那里住过，总之那里风景优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后来参加另一个会议，坐汽车到了长白山，参观了天池和地热温泉，看到了东北的原始森林、滑雪场。亲身经历后，真切地感受到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值得开发，许多大城市的人可以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享受美丽的风景，但交通不方便，这么好的旅游资源没有利用起来真是可惜。我写的那篇《中国要想富，抓紧修铁路》的文章中提出铁路交通与旅游相结合的想法，是非常合乎实际的。现如今，镜泊湖的旅游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交通带动旅游的观念已经普及，各地纷纷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所以说理论应该具备超前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