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报道，提及的都是铁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听人说，交通部曾找理论工作者和记者谈及公路运输问题。他们非常希望新闻界能替他们呼吁一下。虽然报刊没有像重视铁路一样集中谈及公路，但是“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不胫而走。这样的口号已传遍去昂过，各地都为修路行动起来了。理论经过不断演化，已普及到人民群众之中。通过实践，精神的可以变成物质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早在1964年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就曾对反映我们班事迹的、有关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文章做出评论——长知识还是找武器？我由此受到很大的启迪，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用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实，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出，什么是知识？理论结合实际的东西才是真知识，满脑袋装着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是不能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同样的道理，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更应该把握时代脉搏，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中国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社科院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哲学研究所理所应当起这个作用，很多问题到最后都要提升到哲学理论高度上来。所以理论工作者能否正确地提出问题非常重要。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哲学所、北大哲学系、复旦哲学系都是许多政治运动的发源地。
过去理论和政治划分不明确，政治上的失误都归结于哲学理论的错误，所以容易混淆是非。后来哲学和政治学划分为两个学科，对这两个学科的认识也逐步明确。哲学是方法，它是理性思维，讲究思维的逻辑性。社科院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是提出问题，拿出办法。而且对每一问题的解决，要拿出不同的方案供中央选择。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
我在《哲学动态》当编辑时，曾主持发表了阮松写的一篇文章《把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来》。有一次在天津开会，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萧前也参加了，我把发表阮松这篇文章的事对他说了。萧老师说：“还要能把问题正确地提出来。”这个提法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前些年，哲学界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中也提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搞理论工作的人能把问题提出来才能理论创新，但是我们需要真问题，不是假问题。做学问、搞建设需要把理论和实践当中的真问题正确地提出来。
现在全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哲学原理的队伍有上万人。当然这中间，大多是教师，他们从事高校和中学教哲学的教育工作。至于搞研究工作，在我看来，全国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足矣。虽然哲学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但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并不需要那么多人。
从事哲学工作，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大家”，有理论创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有提出问题的意识。我在《哲学动态》曾做过许多的人物专访。尽管有些方面我不见得同意这些人的哲学思路，但是他们有些书对我很有参考价值。“哲学的任务是进行前提性批判”，这个提法我很赞同。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几种逻辑的可能，所以首先要批判大前提对还是不对。如果大前提正确，再有一个小前提，按逻辑演绎就可以推出理论结论。如果一个人在概念上都站不住脚，不管他的理论体系看起来多么庞大，那么到头来都难以自圆其说。我按照这个办法分析问题，简单明了。
哲学要有前提性评判，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批判功能。当然，对正确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要进行论证；但如果没有对错误东西的批判功能，哲学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每次遇到问题，我都要在脑子中打一个问号：前提对不对？根据这种理论设定的实践对不对？如果不同意这种理论， 这应该是个什么问题？实践上怎样才是可行的？这样来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提出哲学的思路和见解。
理论发展和实践中假问题太多。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适用现代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很多年前产生的，已经没有价值了；现在应该应用最新的理论、西方的理论来代替我们的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都是没有做出理性思考的无稽之谈。还有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就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搞共产主义，而是要搞军政。他认为应按军政、训政、宪政几个阶段发展。总之，是要人们相信，他搞军事独裁统治是合理的。
实践证明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或者是没有根据。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应全面地看待市场经济。不能片面地认为人性自私。社会上存在利己主义，但同时也存在利他主义，而且利己与利他也有一个辩证关系问题。经济学首先有一个设定：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们只能用法制来规范社会。法制的观点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用批判的方式分析人性自私论，对于利己和利他的问题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如果说，每个人时时处处都是自私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假命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提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是哲学家的任务，而解决问题就必须依靠具体学科，比如说经济学、社会学等等。改革开放30年，我们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反观目前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不能算是很成功，比如行政体制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住房问题等等。哲学理论的任务就是指出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怎样做才合理，怎么改革才算成功，必须靠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给它设计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供中央参考。
就拿时下热议的住房问题来讲。盖房子为了什么？盖房子为了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为了权钱的交易。但是目前地方政府把地皮征收上来，给农民一点钱，然后剩下的大部分钱用来补充地方财政，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另外，还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开发商勾结，攫取高额利润。房子盖起来后，有人就会说：“你看我引进资金来了，我们发展起来了。”可是开发商投入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有利可图，而且多多益善。于是房地产商囤积地皮、囤积房子，哄抬房价。房子是给人住的，商品房空置率超过一定数量就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房子空置，资源浪费，百姓需要房子却没有能力购买，这样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原则的。
经济发展以人为本。盖房子不能当作金融炒作的手段。当社会大部分人都买不起房子的时候，就是房地产政策存在问题了。哲学就是指出问题的所在，但是如何控制房价，如何让大部分人有房住则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应该做的功课，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分步骤、分层次的。
另外，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也有着差别。哲学史的研究侧重于哲学的发展历史。哲学所研究黑格尔的专家有好几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工作者也有不少。研究现成的文献典籍，不能说他们的工作不重要。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一个学科的发展只有知道它的过去，才能理解它的现在，才能预测它的未来。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更侧重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不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认真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