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认识·真理》一书中发表的文章
马克思哲学原理研究室的认识论小组给了我很多接触实践的机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时候是迫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我们并不是很自觉地那样去做。我大学三下农村、三下工厂，工作后去“四清”、下干校、去四川做经济结构调查等，我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慢慢地对哲学应用方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为毛泽东曾在他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到：“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来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始终坚信毛泽东思想，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一段时间，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哪怕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微小的贡献，也很满足。我主张改造思想，不求个人名利的得与失。很多人为了成名，为了成为“家”，拼命地著书立说。有人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只有创作出一本书、两本书来才能在所从事的领域立住脚，在我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追求个人成名或者各种待遇，这些都属于名利思想。
要做好党的理论工作，首先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那么首先就要做个革命者。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怎么改变？只有把现实问题弄清楚了，才可以改变世界。所以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我的专业所要求的，认识论专业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要沿着毛泽东《实践论》的路线走下去，弄清实践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要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弄清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实践的要素与结构、实践的性质、实践的模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现实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概念，更是具体的事例。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我们讲求两个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我提出两个创新的思想，有人把它写成一篇文章《两个创新》，该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社科院较为认同理论工作创新的观点。但是我认为理论创新应该在实践创新之后，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比如当年有人提出社科院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说法，可是社科院不仅有哲学所还有经济所，最后中央提出，社科院要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是这个说法还是不完善，因为还存在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等一系列文明，所以说，理论创新要在实践创新之后。再比如，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片面追求GDP，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后，证明这样的经济模式存在问题。后来我们意识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效益必须统一，这样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在《哲学动态》编辑部的工作
中国理论界文、史、哲、经、法，还有国际问题等各个学科有八十几个学会都挂在社科院名下。哲学研究所名下就包括了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哲史研究会、中华美学研究会、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西方哲学史研究会、伦理学研究会、逻辑学研究会等一系列的学会。
哲学所还创立了很多的学术期刊，像《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哲学年鉴》等。哲学所是全国哲学理论的高地，走在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哲学所在全国理论界有着很高的声望。1979年《哲学动态》创刊。1983年我调到了《哲学动态》，从此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担任《哲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及党支部书记。
进入《哲学动态》编辑部是一个契机，里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之前编辑部到研究室找专家审核一篇稿件，我对那篇稿件发表的利弊做了分析，并给编辑部写了一份很详细的编辑意见，编辑部很看重我的编辑意见。1983年正好编辑部一位同事调出，所以编辑部有意向邀请我加入。那时候，我的小儿子刚出生，家里忙不过来。而编辑部的工作与研究室工作不完全一样，编辑工作伸缩度大，可松可紧，所以我便接受邀请，进入编辑部工作。虽然当时哲学所的人对于编辑工作有些偏见，认为：研究室是一流工作，编辑部是二流工作。听到这些评论，心中虽有些不服气，但也没有太过计较。
一到《哲学动态》编辑部，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根据当时《哲学动态》所面临的问题，我提出：“理论编辑工作要抓生长点。”生长点的具体含义与我在研究室的观点是吻合的，即编辑要明确每篇稿件涉及的理论问题的难点和理论创新的方向。我到《哲学动态》后，与同事一起努力开辟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栏目“人物专访”。这是一个哲学研究的高端访谈，每篇专访5000字。人物专访的理念是扶持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建树的年轻哲学工作者。哲学所的各个研究室，经常与编辑部合作召开全国哲学界的会议，这些会议使我们认识了文章的作者。再加上看他写的书和其他刊物发表的文章，我们再定专访的对象。有时候一篇人物专访可以让一位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在哲学界站住脚，提高影响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工作者，我很注重对搞原理的优秀青年工作者的培养，这也与人物专访的出发点有相通之处。每次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编辑部工作人员都会作记录并报道会议的内容。我在哲学原理研究室时就认识全国哲学界很多知名的老先生，我常常让他们帮我推荐人物专访的人选，“您的学生谁最优秀，给我推荐一下。”可是有的编辑就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在研究室工作过，没有我认识哲学界的人多。编辑部曾想采访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女硕士的工作经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这不符合《人物专访》这个栏目的理念，我们要求的是优秀博士生以上的水平，这会大大降低栏目的规格和影响力。哲学界非常看中《哲学动态》，其中，人物专访栏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发展问题的提出及研究
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出问题。在编辑部的众多工作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主持全国哲学界搞社会发展理论的研讨。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引发了苏联国内政治动荡，苏维埃政权摇摇欲坠。这一国际局势同样严重动摇了我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引起了思想上的波动，哲学界的一些人这时也把不准方向了。《哲学动态》此前曾刊登过关于发起实践唯物主义问题讨论的文章，还配合了哲学界一些人的思路，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可以称作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哲学界有人认为，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有思想“自由化”的嫌疑。这显然是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而这样做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