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忠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高清海的得意门生。他曾作为高清海的助手来北京参加过研讨会，所以我认识他较早。有次他来京办事，住在团中央招待所。他打电话给我，我骑车到那里与他讨论一些问题。我说：“理论对还是不对，要由实践来说话。这个理论如果能运用到实践当中取得成功，就证明它是对的。如果这个理论说得再好，但实践运用不行，那这个理论也站不住脚。”小孟一副思考的样子，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打断我的话。我接着滔滔不绝地发表看法：“咱们就搞这个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研讨。”最后小孟很兴奋地看着我，说：“对呀，董老师，我们就讨论社会发展理论问题。”他还说，他与团中央北戴河培训基地的主任熟悉，会议就在那里开。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和高清海曾写过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文章。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有了观点的不谋而合，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即投入到会议的筹划之中。于是不久，由吉林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哲学动态》编辑部、天津《社会科学》三家联合发起了全国性的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我们组织全国哲学界的同仁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研讨会成为一个系列，刚开始即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召开一次，后来变为两年召开一次，即1996年到1998年又召开两次会议。属于这个系列的活动还有1994年4月召开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次会议。在我退休前的10年时间内，一共召开了7次研讨会议。
第一次会议
1991年8月26日至30日，我们在北戴河成功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我请到哲学所研究拉兹洛系统论的闵家胤。拉兹洛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对世界发展问题持悲观主义态度。孟宪忠等人主张从文化上讨论社会发展，对当代实践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比较关注。他们主张重新评价唯物主义历史观。我并不是很赞同孟宪忠的观点。我说：“你们从文化角度看很对，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够动摇，社会的发展还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为期一周的会议讨论得非常热烈。深思熟虑后，我就会议讨论的内容写下了一篇报道，并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发表在《哲学动态》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结合会上我的发言以及作为《哲学动态》记者的身份，许多人给我冠以学者型编辑的称号，我也乐于以这样的身份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发挥我的作用。
这次会议召开并在《哲学动态》公开报道后，在理论界产生巨大反响。如北京大学就成立了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当时，吉林大学还是以现代哲学研究的名义与我们合作的。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高清海说，会议是我们发起的，但是名字都让别人抢了先，所以得赶快将研究所的名字改为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正是在这种热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起来了。这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名为“社会发展”的研究单位。
在北戴河会议时留影
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于1992年夏季在山东烟台召开。会上主要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的某天由我所党委书记傅青元同志主持。他要我协助主持会议。但因为我个人性格比较急，会上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会议开始阶段经济学家首先就市场经济问题做了报告。有两位经济学家做报告，都讲得比较长。傅青元主持会议那天轮到一个经济学博士发言，他还想长篇大论地讲。其中他讲到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问题，意思是说苏联垮台了，他们也不得不搞市场经济了。毕竟当时，我党对于苏联垮台的是非还没有定论。为了维持会议有序进行，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苏联垮台问题咱们不讨论。按照哲学道理，变化有向上的，有向下的。”但是说完后，我感觉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瘾，于是忍不住又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苏联垮台我看是历史的倒退。”谁知话一出口，便像一颗炸弹一样在会上炸开了锅。底下人议论纷纷。
社会发展问题的提出及研究
那个博士看我破坏了他的讲话，很气愤地说：“你别说话，你再说我就不说了！”
我说：“一人一刻钟的发言。你讲苏联变化这个题外话就讲5分钟了。”
“你再说我不说了。”他还摆谱说，“怎么说我也是个博士啊。我不讲了。”他赌气似地不开口了。
为了缓和冷场的气氛，退让了一步，我说：“这个问题咱们会后交换意见吧。”由于宣布每人发言一刻钟，会上仍是没有人讲话，于是我就在会上发表自己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
我讲完后，有几个年轻人纷纷发言。他们纷纷说：“董老师说的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说：“你们说说自己的看法。”大家突然来了兴趣，激烈地辩论起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问题在会上是争辩不清的，但也无所谓，因为会议的其他议程还在进行。
其他人对我提出一刻钟发言的规定都有点发憷（发愁）。一个人的观点用一刻钟来讲实在太困难，所以那天会上发言不是很踊跃，会议开得很尴尬。事后，我进行了反思与自我批评。我认为自己性子比较急，不适合主持会议。但是这次会议总体上还是成功的。我如实对会议作了报道。
第三次会议
1993年夏季，会议在长春召开，这次主要由吉林大学筹备，和台湾几个大学的专家一起主要就发展社会学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分为两个小组：政治和经济问题一个组，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一个组。台湾专家就台湾的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做了发言。
台湾代表认为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比大陆较为发达，但是有许多台湾企业外迁，台湾将会面临空心的危机。会上讨论时，大家还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加强合作，开拓大陆的消费市场。海峡两岸的学者有许多观点可以相互借鉴，这一点过去我未曾想到过。我写了一篇这次会议的报道稿，其中也讲到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会上提出经济合作的建议对现实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事实证明，日后台湾和大陆经济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
大陆和台湾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据有的台湾学者讲，台湾哲学界分为3派：传统中国哲学、教会哲学、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即大陆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年台湾新马克思主义学说风靡一时。
台湾有一派坚持要搞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从孔子的儒家学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认为传统文化不应该被抛弃。我也认为台湾在传统文化的坚持上，没走多少弯路。
相反，大陆在 “大跃进”时期共产党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批判“孔老二”。那些活动对文物、字、画、书籍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据调查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8、9月间全部毁掉。这一点我们理应向台湾同胞学习，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不搞文化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