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不认同台湾将传统文化作为政治上的理论指导。台湾不相信共产主义理论，他们搞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解释马克思主义。但是大陆“五四”运动及新中国成立后，批判儒家学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做法是有必要的。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指导地位。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台湾同胞对中国政治也有很多误解。会议期间有位台湾代表问：“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听说连铁锅都拿来炼钢，是不是要收缴菜刀这些凶器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钢铁没有了，人就没法反抗了。当时政府是不是害怕人们反抗啊？这种观念在大陆人看来很荒唐可笑，台湾人居然对大陆有这样的认识。我解释道：“因为当年大炼钢铁时我亲自参与。毛泽东指示我们要搞‘以钢为纲’。不是台湾宣传那样的。”这位代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的提问很客气，并非带有挑衅的语气。
与台湾专家一起开会，总体来说气氛很融洽。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会后，在参观长白山天池来回的途中，台湾同胞在汽车上大唱风靡台湾的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他们在车上大声地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当时这部电视剧还没有在大陆发行，我们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地唱着。他们或许读懂了我们眼中的疑惑，因此唱得更加起劲了。
在车上他们还拿出新台币来，是用金属铸造的硬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新台币，不知道新台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是多少，便问：“这个十元硬币值多少钱？”他们说：“这个十元新台币在台湾也就能买一个面包，送给你们作纪念吧。”
社会发展问题的提出及研究
第四次会议
第四次会议是1994年夏季于黄山召开的，我们就会议的标题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讨论。去黄山开会的时候，我因为有事耽搁到得比较晚。我到会议地点的时候，会议标语已经挂出来了——“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于是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标题应该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人很不解，说：“从语法上‘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什么不一样呢？”
针对这个疑问，我做出了解释：“不一样。‘中国社会发展’客体是中国。‘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客体不只是中国，还包括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这样他们应该怎么发展，也在我们的发展理论当中予以解释。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按照社会发展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拿出我们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来。从这点上讲‘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就不完全一样。”大家认为这样的解释很有道理，所以会后报道的标题改成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一兵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的文章《痛苦的转换与历史的超越》在《哲学动态》发表，并放在了《哲学动态》专辑的第二篇。该专辑的第三篇是衣俊卿的《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这两篇文章解释了当前我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特点，而且标题和内容对我们理论界很有启发，所以在编辑社会发展理论专辑时，把这两篇文章放到了前边。这次开会，黄山和千岛湖的美丽景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我曾出差到黄山，身后是迎客松
第五次会议
苏州大学的任平教授对于第五次会议的发起比较积极，所以会议决定在苏州大学召开，时年1996年夏。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关于这次会议，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因为有苏州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苏州的发展情况。该市电视台对会议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他们还安排了两分钟时间，让我介绍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的由来。电视台的记者还特别指明，要我说一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苏州来开会，我谈到了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实现了率先发展以及苏州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苏州，他们在当天中午的电视新闻中见到了我。
这次会议给了我另一个深刻印象，这就是吉林大学的高文新同志会上的发言引起的一场争论。他说，过去我们搞哲学大普及，一次又一次降低了哲学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不想这句话引起了中央党校几个同志表达的不同意见。当时我在主持会议，我因为过去开会时遇到过争论更热烈的场面，因此对这种情况处之泰然。会后，高文新对我说，我们和中央党校的人怎么能弄到一块去。确实，讨论社会发展理论各人的思路不一样。
本来，我和孟宪忠等人发起的这次讨论会目的是借鉴国际上关于“发展研究”的各种思路，其中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另外还有“罗马俱乐部”一些人的思考、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但是中央党校的一些同志考虑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同志把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步走作为研究的重点，甚至有人提出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几年来，一些同志研究当代社会实践的特点、实践的两重性、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以及现代人格的生成、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等。显然，这里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向。更不用说，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层面，这和发展哲学层面的问题又不尽相同。
总之，社会发展理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永无止境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发展哲学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加以开拓。所有这些研究，对日后中央制订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是理论研究工作为现实服务的又一生动体现。
在苏州会议之后又在上海开过一次会议，由于我没有亲自参与，所以不在此一一叙述。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次研讨会
属于社会发展理论系列研讨会的活动，还有一次重要的会议不能不说。这就是《哲学动态》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两家单位，于1994年4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从事不同学科的二十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我编了一个专栏《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刊登了7位学者的发言，在1994年第6期的《哲学动态》上发表。
社会发展问题的提出及研究
会后，我写了一篇综述文章，首先在院科研局办的内部刊物《学术动态》上发表，后来《中国国情与国力》杂志又采用了此稿。另外，1999年10月，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热点》一书又编入了这篇文章。
顺便提一下，我写的文章被多次采用的还有一个例子，上海辞书出版社向我约稿，主题是“社会发展理论”。按规定，这个条目只能写1500字，我写完后被他们采用了。为扩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又交给院办《学术动态》，他们也采用了。后来，我见到《光明日报》社的李瑞英，把这一期《学术动态》交给她看看。她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很好，又以“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为题，在1996年1月6日《光明日报》第5版刊登出来。我的一位同事说，这样的文章稍加扩充就可以成为几千字的大文章，可以公开发表。我想，那又何必呢，既然1500字能说明问题就够了。如果发表文章是为了名和利，那就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