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城市，不能不提我考初中时第一次坐火车。1953年，我小学毕业，在上萧县中学之前，我曾坐火车去考宿县的一个农村中学。那个时候我年岁小，不想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没有好好对待这次考试，发榜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还很庆幸。但是因为这次考试，让我有了第一次火车之旅。几个小孩子搭伴坐火车去外地考试，还要在徐州东站换车。下了火车，我们准备换车，拼命地跑着去赶车。站台广播员说：“不要慌，旅客们请快快把车票拿在手里。”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行李包，绑了一双鞋在行李包外边，像军人的背包那样。因为背包捆得不紧，赶车太急，最后才发现包外边的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这次再来徐州，并没有白来。不知道当时几个小孩子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嘀咕了一番，居然在徐州挨个儿算了一卦。轮到我的时候，算命先生细细地问过生辰八字，他有模有样地说：“你呀，大概能在西南方向考上中学。”我一想萧县就是这个方向啊，真准！那时天真地感觉算命先生算得真的很准啊，后来真的考取了萧县梅村中学。长大后我回想可能是因为他听出了我的口音。
初中生活的点滴
萧县梅村中学资料图
由于我小学的成绩很好，所以这次考初中比想象中顺利。周围的同学中包括我叔叔家的哥哥、姐姐都没考取，只有我一人被录取了。中学的录取率是7∶1，而我有幸成为这些考生当中的七分之一。去县城看榜要经过一座山，那天，我刚走到半山腰正好碰到看榜回来的同学。
“董谊思，我们班都没考上，就你一个人考上了。”这个同学告诉我。
我不相信，“不可能吧。你们都考不上，就我考上了？”
那个同学一本正经地说：“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还是不肯相信同学的话，非得自己跑去县城南的梅村中学亲自看一下不可。我个子不高，伸头探脑地挤进了看榜的人群，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在录取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松了一口气，终于相信这是真的，不禁笑了起来，一蹦一跳地回家了。
后来国家教育政策放宽了，照顾教职工和军工烈属子女。堂哥董谊勋，还有我的一些同学才得以上初中。但是真正凭成绩考上的，我们班五六十人只有我一个。1953年秋天，我正式成为萧县梅村中学的一名学生，开始了我的中学时代，在这个学校一呆就是六年。新生报到那天，一名老师坐在教室里，后来知道那是历史老师，我们通过窗口去报名。我因为个子小，脑袋刚到窗台。
他问我：“你很小啊，几岁了？”
我并不憷场，说：“我14岁了。”
上初一的时候，按家庭情况评助学金。班上有一个个子比较高的男孩子问我：“你们家收入怎么样？”
我当时年纪比较小，也搞不清楚自己家的经济状况。家里刚刚和哥哥分家，还有十来亩地。我便说：“与哥哥没分家时，每年还能收不少麦子。”后来不知他如何向组织汇报的，总之初一一年我没有享受到助学金的待遇。其实，我们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家境早已败落。按说，初一这一年我是可以有一点助学金的。
除了一位后梅村的同学，他可以每天回家吃饭外，全班绝大多数同学来自全县各地，家离学校很远，平时只能住校，一个礼拜回一次家。上六天课，只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在家住一宿，星期天下午返校。沿着东城墙走过县城，翻过芦屯山，还要经过鲍沟桥，跨过岱河，一趟要走二十几里地，要用两个多小时。这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如果走西路，要沿着县城西翻过徒山口，经过圣泉寺、三仙台、沿着岱河大堤，走过大王庙，经过大王座村南，然后才能回到董瓦房家中。这两条路里程差不多，只是从西路走，过了三仙台后人烟稀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荒村野地里走路，心里发憷，所以我大多走东路。
每次回家，都要把下个礼拜吃的干粮做好，背回学校。这种方式我们叫“拿馍”。离家更远一点的学生连“拿馍”的方式也不行，因为这样太累了。初中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刻，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伙食不好，所以我个子长得也不高。
助学金分甲、乙、丙、丁、戊五个级别。初二的时候，我拿到了丁等助学金，可以在学校入伙吃饭，我便一个多月才回一次家。这样一来，我节省出好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从那以后，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主科成绩很优秀，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副科不是太好。即使这样，算上音乐、美术、体育这些副科，初二下学期我每门功课的平均成绩也达到了89分，全班第一名。
初中的班主任汤翠菊老师是当时的南京师范专科大学毕业的。那时萧县还属于江苏省，她一毕业即到萧县中学任教。与同学交流学习经验，我有一点体会最深：学习不是死读书，而要能把书本的知识用自己的话叙述出来，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样就掌握得牢固了。当然，记忆力在其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每次考试的时候，我都能记起老师在黑板的哪个角上曾经写过相似的内容，包括讲课的情形我都能回想得起来。
我们的课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有一段时间，课间打康乐球成风。一到快下课的时候，就惦记着它，下课铃儿一响，立马开战。康乐球盘比台球桌小得多，也简单得多，但打法颇为类似：把球盘固定在桌子上，打球的人拿一个杆儿，弓着身子打球。四个角有进球的四个洞和球盒。玩的人可进行对抗赛，球是用木头刻的，扁圆，把球打到对方的洞里算赢一个球。
在学校，我可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唱歌、演话剧哪项也少不了我。有一件事，说来可笑，班上有一个叫朱慧敏的女同学，她学习不好，有一次考试，她的最高分和我的最低分一样多，88分。但是这个女孩唱歌特别好听。我们也在一起演过歌剧。在音乐课上，毛老师拉风琴，朱慧敏做表演唱，很受同学欢迎。我那时候是童声，还没变声。记得有一首歌，唱的是：“毛泽东像太阳，他照亮了草原，照亮了山冈，也照亮了我们柯族（柯尔克孜族）人民的心。”
初中生活的点滴
初中时的照片（中间是汤翠菊老师，后排右三是我，前排右二是朱慧敏）
我唱着唱着，一下子就变声了，变成了每个男孩子变声期都会有的“破锣嗓”。据毛老师回忆说，他当时十分诧异地看着我。想起这件事，我也很不好意思。
按学校的规定，每班可有5名免试名额直接保送上本校高中。由于我功课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1956年我被保送升入本校高中。
1956年，我的初中毕业证
政治运动中的高中生活
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贫下中农子女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我的阶级出身，还是我在学校接受的思想教育，都是值得党信任的，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伴着新中国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走过来的，连文艺活动也不例外。
“大鸣大放”[⑧]期间，毛老师曾教过一首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有这么一个人，他实在不平凡，一个呀脑袋上长着两张脸。他一张脸喜眉笑眼，多讨人喜欢；一张脸横眉竖眼无比威严。看见了上级领导他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线，他点头哈腰、倒茶拿烟，满口是首长长来首长短。看见了下级人员，他装作没看见，他鼻孔朝天，鼻孔朝天。”这首歌讽刺那些腐化堕落分子。我对这些人的嘴脸有了形象地了解。还有许多关于“三反五反”[⑨]、抗美援朝、解放台湾、中苏友好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我现在还都能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