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有一种迷信的说法：“烂石山前一马蹄，谁要占了这席地，就能赶上前朝郭子仪[⑦]”意思是只要在烂石山占马蹄大的一个地方，把祖坟埋在那个地方，便能升官发财。所以好多有钱人就跑到烂石山圈地。郝新泰家的祖坟也埋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斗地主的时候，他家祖坟那块地方被村民平了。我就读的营子完小也是拆了烂石山的庙盖起来的，叫“拆了烂石庙，盖了营子校”。
虽然到后来农村公有制扩大化，搞人民公社，1958年后“大跃进”，甚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是犯了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农民翻身做主人，向往崭新生活的愿望还是好的。
小学时光
内战破坏了一个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也剥夺了孩子上学求知的权利。关于新旧社会教育的不同，要从我叔叔创建新式学校说起。
我的爷爷是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人，叔叔董正淇自小腿有些残疾，所以爷爷在他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我们家那时候是中农，家庭条件还可以。所以家里拿出几十块大洋供叔叔上了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初中。20世纪30年代末，叔叔毕业回家跟窦绵宗一起在王座创办了王座小学，从此王座有了正规的西式教育。这也算是我的第一母校。1944年秋，我开始了小学生活。解放前，我已经读到四年级，后来受内战和水灾影响我被迫停学在家。
虽说是西式的学校，但是课堂上的旧规矩还是很严格的。小时候我会背的那些儿歌，在学校根本派不上用场。老师特别严厉，课堂上写毛笔字，写错一个字，老师就狠狠地打一板子，学生上课都是战战兢兢的。比如老师看你的作文写得不好，“啪”的一声就给扔到地上，然后学生只能乖乖地捡起来，不敢吭气，更不要说顶嘴了。这就是旧式教育的方式。
解放后，在一个崭新的社会接受教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国旗下成长的幸福。解放前夕我家已在逐步败落，属于下中农。如果还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们家的家庭状况是根本供不起我上中学的，更不会奢望日后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秋天，邻村郑腰庄小学正式开课，我重上四年级。后来转到营子完小，那里离家有六七里地，我每天和谊勋哥和谊芳姐一起上下学。
自从重新上学一直到1953年小学毕业，我的学习成绩都很出色。我的作文很好，六年级的时候，一篇《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让我记忆至今：大陆已经解放，我们在新社会生活的小朋友很幸福，然而台湾小朋友还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我们要拯救他们。班主任杜庆璋老师用红笔给我写了批语，老师毛笔字很漂亮：文清如水，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尤以结尾有力，更感动人。同村的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他也认为我这篇作文写得好。他居然把老师给我的评语，都背了下来。还经常冲着我，拉着长调，摇头晃脑地把评语背一遍，“文清如水，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有意思。那篇文章我保留了很多年，但是搬了几次家后找不到了，很是遗憾。
学校里，我各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我是学校里第一批带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还是少先队副大队长。每天学校降旗的口令：“立正，前后对正，向中看齐！”那个“看”字还要拉着长腔。虽然我个子不高，但声音特别洪亮。全校六个年级的学生，几百人都听我指挥。周围几个村的孩子，都在这儿上学，没有一个不认识我。因为每天早晨升旗很早，学校离家都很远，所以降旗仪式要比升旗隆重得多。我们每天唱完歌，把旗子降下来再放学回家。那是我学生时代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小学我充分发挥了爱说爱唱的天赋。每次学校的演讲比赛、歌咏比赛我都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我还参演了学校排的一个话剧。剧中一个父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父女俩正在鸭绿江上打鱼，他们高兴地唱着：“鸭绿江上白浪翻，滚滚奔下长白山，趁着今天天气好，多打鱼来多卖钱。”突然上空飞来了美国的飞机，父亲不幸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他的女儿和儿子在父亲旁边很伤心地哭。我饰演小儿子，只有一句台词“吃大鲤鱼喽！”在表演的过程中，趣事不断。剧中一个吃中午饭的情景，饰演老太太的学生（他本人是个男生）把最后一句台词忘了。没听他说，我很较真儿，就没往下接词，就不说要吃鲤鱼的事。台下的同学还埋怨我：“一句台词你还不说，一个小孩，多说少说有什么关系。”我心想：本来我就一句台词，你忘了台词，我没法往下接，这错根本不怨我。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至极了。
中小学生活给我留下了一串串美好的回忆。我也从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慢慢开始寻找人生奋斗的方向。远房叔叔董正龄教导我，人的一生有两样错误绝不能犯，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生活作风问题。我上初中时，参加过一个公审大会，有两个小学老师因为强奸在校女学生，一个被判刑、一个被枪毙。那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的人正是我上营子完小时的校长赵从云。而被判死刑的孟庆雨是屡犯不改的人，他在被拉出去枪毙之前贼眼还溜溜地转个不停，到现在我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案例，深深体会到：无论做人、做事，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上初中时，有一首歌很能反映新社会的教育——《翻身的孩子笑哈哈》。歌中是这样唱的：“翻身的孩子笑哈哈，不挨打来不挨骂，不分男女穷和富，一样能够上学堂，吆喂。”我们这一代人能深刻体会到新旧社会教育的天壤之别。赶上好的年代，不问贫富，不分男女，学校给每一个孩子公平竞争的机会，只要成绩好，都能上学。
小学时光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解放前后，社会动荡，爷爷和姥姥相继去世，姐姐出嫁，家境逐渐败落，根本没办法供养孩子上学。若不是国家实行助学金制度，尽管成绩优秀，以7∶1的录取比例被萧县梅村中学录取，也许我也不能念完初中。
小学同学欧杨儒敏，是地主家的女儿。上小学时，她经常穿着丝光蓝的衬衣，很时髦、很干净。但是因为她出身不好，每年都去考，考了好几年，都没有上成初中。初中毕业那年，老师让我喊她口试。她见到我，低着头，挺不好意思的。我心想：“我都被保送上高中了，她怎么还来考初中呢？”她是地主出身，成绩又很一般，所以没考上学。而国家很重视贫下中农孩子的教育，只要成绩优秀，国家资助助学金。
童年印象中的城市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10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农村，最远的，也不过是到离家六七里地的营子完小上学。大概在解放前夕，老师带我们进了一次萧县县城。国民党兵当时对进城的人员盘查得很严，他们怕有共产党的侦察员混进城，但是对小孩子是不查的。这是我第一次对“城”这个字眼有了模糊的概念。
第二次进城是去徐州。徐州比萧县县城要漂亮许多，有很多整齐的街道。因为姐姐要结婚，我跟随父亲和大哥去徐州给姐姐买了一个在我看来很不错的旧衣柜做嫁妆。徐州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对小孩子来讲能进一次徐州，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进城买了衣柜拉回家的时候，大哥坐在前边赶车，我和父亲坐在车后。那是一辆两轮马车，车轮是充气的，拉起来省力。我们家的一匹老白马第一次听见汽车鸣喇叭的声音，一下子就惊了。父亲让我从马车上跳下来。但是马一直拼命地往前跑，大哥紧拉缰绳，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我想我们家的马大概跟我一样，还没有见过城里的大世面。这次进城，我对城市有了些许的憧憬，从徐州回来，跟小伙伴讲：“徐州府可好了，将来我一定要娶一个徐州府的媳妇回来。”在那时看来，这个想法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