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在浍河水库劳动时，第一中队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六为王承图）
但是在劳动期间也有悲剧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女同志负责在很高的土山上铲土，让土从坡上溜下去，男同志则把这些土用小平车拉到坝上。有一位护士从高土山上往下溜土时，一不小心从土坡上滑了下去，被从高土山上不断溜下来的土埋在了土山半腰里。抢救的人一看，土山顶有很多挖出来的虚土，要是从上用力没准人会越埋越深，只能从山脚下想办法，让护士顺着山道滑下来。众人千方百计好不容易把护士救上来，抢救的人员临时把她安置在一块门板上，给她做人工呼吸，最终这位女同志幸运地被救了过来。
人力夯土筑坝基
在修水库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拉平车，从山上往下拉土，一个人负责在前面驾辕，一个人在后面拉着绳子压平衡。这活看起来不算复杂，却也是实实在在地费体力。
我记得有一次，前面负责拉车的人突然间停住，后面的车跟着就撞上去了。后面拉车的人是某中学的体育教员，这个人平时脑子反应快，即刻把平车的前杆一抬，用车当撑杆跳过前边的车，避免了一次事故。
当时修建的条件十分有限，没有碾压机进行地基的打压。所以民工就用一块很大的石头墩子，将绳子绑在两个椽子上，四个人抬起来，嘴中有规律地喊着“一、二、一、二”这样的口号，一齐使劲，用石头墩子夯土。
夯实一层，再加一层，垫起来后再夯实。夯土的时候会有人指挥，拉土的人要听从指挥，让倒在哪儿就倒在哪儿。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去当苦力的，把土运到目的地活就算完成了，夯土的工作则由农民工具体完成。
参观学习，江苏考察
1958年7月，我任山西省工农教育干部训练班教导员。同年8月到9月，又被省教育厅抽调参加教育参观团，做行政事务工作，赴江苏省参观农业中学。当时全国上下号召开办农业中学，以提高农村青年的农业文化知识。
参观团的成员共有三十余人，大部分是中学校长和各地区的师范校长，参观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山西省委文教部部长、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担任，我在参观团里是最小的“萝卜头”。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由我负责。
在去南京的路上，我们乘坐的是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过长江的火车，火车在过江时是用轮渡渡过去的，车厢一节一节上轮船。那时国家的交通很不方便，记得当时我们三十多人的参观团，上面才给带了3000块钱的差旅费，什么都需要算计着花，不然就会出现“饥荒”。
我们从太原起身，转站到石家庄。中途换车的时候在车站等了两个小时，参观团要求中午包休息间，不得已我只能把房间包了，尔后还要负责买票。当时买票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从石家庄开始，车一直开到河南才把所有人的卧铺票一个一个买到，一路上我几乎没有休息，累得到南京就尿血了，只得边工作边看病。
但到了南京后，我就觉得自己上了天堂。江苏省委派了一个宣传部的秘书到火车站接我们，我们被送到宾馆。之后的几天，这位秘书几乎天天跟着我们，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一路上的疲惫总算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叫福昌饭店，据说原来是蒋介石的私人宾馆，专门招待贵客的地方。三层式的小洋房，配有电梯，地板用不到半尺长、一寸宽的紫檀木铺就。来到此，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真是开了眼界！宾馆的地板很滑，不穿上专门的拖鞋是不能行走的，每天会有专门的服务员把它用蜡打得油亮。整整30天，我们在南京到处参观、学习。除了农业中学外，我们还游览了名胜古迹，如中山陵、总统府、雨花台等。
我们参观团的团长是第二天坐飞机来到南京的。记得在机场接机时，宣传部派一名秘书和我负责接机，这也是我第一次进机场。参观团团长个子不高，一下飞机就跟大家摆手致意，看着很有意思。
参观期间，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欧阳××专门在福昌饭店的大餐厅里设宴招待我们（当时江苏省没有文教部，教育统一由宣传部管理，故招待会由宣传部部长出面）。整个会场布置得非常气派，菜肴也很丰盛，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南京板鸭”，感觉美味无比。
宴会上还出了一个小插曲。过去的人不懂得什么会场礼仪，宴会开始后，参观团中某位榆次地区师范学校的校长还没来，尔后我们很多人都听到他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踢踏着来参加宴会了。副团长赶快暗示我，让我告诉他回去换鞋。我急忙跑过去小声地跟他说：“这里不能穿拖鞋参加宴会！”然后又听到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这是那位校长回去换鞋了。
过去进城的老干部闹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笑话，大场面上要讲究接待礼仪。但是我没有专门学过礼仪，只能边看边学，才总算没有出丑。
在我们快要结束参观时，团里的领导说：“小王，你看看咱的钱够不够？”我一听领导这么问，心里其实早就犯了嘀咕：“三十多个人3000块钱怎么能够？”幸运的是，在我们即将启程时，在南京的花费单子全部被江苏省委免掉了。所以，除了我亲笔书写感谢词的锦旗制作费外，我们提前带过去的3000块钱在南京几乎没花。我当即向副团长汇报，副团长说：“将来人家去咱们那儿，咱也得这样招待人家。”
这30天的参观、学习旅程，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社交礼仪，也为日后人生路途中的抉择，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在沪开眼界，“跃进”过“超前”
结束了南京的参观任务，我们便赶到下一个目的地——上海。我们在上海大厦住了一周左右，其间见识了不少从未见过的世面。
这期间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当时我们一行人吃过饭后，服务员开了一张饭单，要求我们拿着饭单到一个挂在墙上的箱子前自己塞钱。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共产主义思想，上海的饭店实行的收钱制度是：服务员给顾客开了饭单，然后客人自己拿着饭单往墙上挂着的箱子里投钱。据说这种过分自主的投钱制度没有实行多久，又改回了原先的交钱制度，因为规规矩矩交饭钱的人很少，吃多少放多少钱的行为在那样的时代过分超前，许多饭店的后果可想而知。
“大跃进”时，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农业中学，我们参观团的目的就是看别人是如何成立农业中学的，并从中吸取经验。参观回来后，我发现当时江苏省的农业中学里90%的教员都是大学生，我们山西省农业中学的教员90%不是大学生，这个强烈的反差，体现出当时南北文化水平的差异，这是我通过此次参观才了解到的。
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上，江苏和山西也有很大区别。在南京和上海，我过了一段贵宾式的生活。我们参观团的团长到了那两地后还出了一个小难题，他不能睡软床，于是只得向东道主提出，让人家借铺板。
1958年，二十多岁的我与十几岁时相比，经历了更多的事情，算是有了些见识。尤其在这次跟随参观团学习的过程中，我见识到了不少新鲜事物，也从中找到了自己需要加强的地方。
回首感触较多，增加见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