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别人才告诉我们，司机是个留用的日本人，战争期间被大部队遗弃在这里。卡车停在了神池县，我们又乘马车到了五寨县。几个月以后，工作完成了，但我们返程时也不敢再坐卡车了，只得选择坐马车绕道回来。深冬腊月，我们在马车上冻得早已没了知觉，每个人脸上都结了一层土雪冰泥壳。大家互相搓搓手、取取暖，算是在寒冬中的一种慰藉吧！
中央财政部领导，回乡视察工作
我在忻县专署扫盲办公室工作时，我的妻子在忻县法院工作。那时候的机关干部就是在办公室里解决住宿问题。通常到了周末，我会到妻子所在的县法院办公室住一晚，星期一再回来上班，过着周末才相会的日子。
记得有一个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从妻子那里回来上班，走到忻县专署门口时，看到整个门道里都睡着解放军，县里的城墙上也站着解放军，吓了我一跳，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情。
晚上扫盲办公室的人都休息了，但财政科等其他部门的人在加班，谁也不敢问，总觉得气氛不平常。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过了3天，尔后才宣布原来是薄一波回来视察。
那时候薄一波担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据说是财政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回来考察了一下。后来听说他了解了一下基层的财政情况，把实际情况掌握后，就没有过多打扰其他部门的正常工作，只是戒备比原先加强了许多。
调省教干校工作，经历事情颇多
1954年5月，原忻县专署文教科科长调到省教干校（山西省教育学院前身）做校长，发现干校培训中学教师所用的教材是山西大学自编的，需要刻印，于是请相关领导抽调一定的人员，来专门负责刻印教材。
1954年10月，王承图（二排中）在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工作时，与同事合影留念
因为我之前在五台县政府做过文印工作，会刻蜡纸，所以科长就把我调到了省教干校去刻印教材。这个时期也是为我的文化知识打下一定基础的决定性时期
搞“肃反运动”，人才遭受批斗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当时山西省教育厅有一位姓王的副厅长，他是知识分子，很重视人才，就从上海、南京等地招收了一批有才之士，充实山西教师队伍。这其中有一个曾经担任蒋介石的少将军医，来校后一直在学校担任医生，平时为人十分亲切和蔼。
王副厅长招收的这批人文化水平高，教育素质好，是一批能够为新中国建设作出很大贡献的人才。但是在“肃反运动”中，这类“才子”几乎都遭到了批斗。
1956年1月，我担任肃反办公室“看虎”组长，负责“肃反运动”人员的安全监视工作。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从档案中了解了这一批富有才干的才子们。
对于这些人我由衷地佩服。记得有一位曾在解放前的河北省担任过日本人的翻译官，因为有了这样的污点，所以他在运动中成了“被斗者”之一，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吭过气，没有服过输，而且在有空当的时候，还会坚持自学俄语。那时他白天被批斗，晚上却还坚持学习，没有任何的不适应感。
审查、批斗和开会，每天无休止地进行批斗，最终给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但是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言，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批斗。“肃反”结束后，又开始了“反右运动”。当时的“反右运动”据说是有指标的，如学校师生四百余人，那么就必须按照10%的指标来完成任务，结果有4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指标，所以很大一部分人遭逢劫难，被错误地定性为“右派”。记得当时有个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乡会计，他对“反右运动”很不理解，平时为人也十分正直，所以言辞比较激烈，这让他成为了学校第42个“右派”。
他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十分气愤，还说道：“老子提个意见就把我打成右派了？”他一时之间想不开，就跑到学校隔壁的康乐幼儿园偷东西，进行故意报复。最终被判刑6年，送到了阳泉煤矿改造，妻子也和他离了婚，服刑期满后他便在那里就业，重新安家生活了。
不平凡的1958年
从我的家庭来说，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妻子审理的案件共373件，打破以往纪录，因此1959年被评为“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
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浍河水库劳动。浍河水库是山西省建造的第一座水库，我共参加修建劳动104天。
1958年4月，我在浍河工地劳动，被编入“省援工青年突击队”。当时白天黑夜三班倒，而我不光在突击队里干活，上面还给我附加了一项工作——别人中午休息时，我还得负责墙报，就是抄一些报纸贴在特定的墙壁上。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的事情比比皆是。虽然自己也十分清楚这里面的虚假，但是政策的风向就是如此，我也不得不照抄照做。
那时的现实也着实有意思，比如有一天抄报纸时抄了“河南省××地方亩产红薯20万斤”，当时我心里就想，20万斤红薯铺到一亩地里面，要铺多厚的一层，这明显就带有虚假性。我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墙报的抄写工作。大家看到这些消息，心里也清楚其中有几分事实，但是谁也不敢吭气。就在这样的虚假中，大家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那时普通干部每月供应28斤粮，劳动期间增至48斤，但因劳动量很大，所以经常感觉吃不太饱，我们只得偶尔花两毛钱买一块薏米饼，买完以后还不敢公开吃，都是回去钻在被窝里偷偷地吃。因为害怕被别人看见后向组织汇报，说不与群众同甘共苦。那时候的人都要互相戒备，一个礼拜还要开几次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大家平时都互相回避，生怕惹出点什么麻烦。
水库劳动，笑话百出
在山西省兴建的第一个曲沃县浍河水库劳动时，劳动现场既有笑话，也有悲剧。笑话就是知识分子看农民扛着铁轨，铺铁轨，就像煤矿上用的小火车道轨，七八个人扛上一根铁轨，嘴里喊着“一、二、一、二”就干活去了，然后再“一、二、一、二”有规律地把每一根铁轨扔到工地上。当时有些去参加修建劳动的大学生眼睁睁地看见农民把铁轨扔下去，他们也会跟着喊“一、二、一、二”，其中有的学生用左肩，有的学生用右肩。到时候一喊“一、二”，人多的一边就会把人少的一方压住，这样的笑话闹出了许多次。
多人扛一根铁轨，但是每个人扛铁轨用的肩膀不一样，往外一扔，用左边肩膀扛的同学多了，就把用右边肩膀扛的同学给压着了。很多学生都缺乏劳动常识，与农民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很大区别，结果尽出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