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这些经历让我从一个见识浅薄的青少年，变为见了些世面的成年人，懂得用学习知识去武装自己。
其中，办墙报对我有一定影响，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是鉴于年轻底子薄，所以不敢吭气，自己也感到那些不贴近实际的“大跃进”都太过夸大，可还不知道这些就是“浮夸”。我只得继续延续自己的“紧箍咒”——地主阶级出身，曾经被开除党籍，这些都是我人生的“污点”，也成了我不能“多言”和事事小心的原因。
那时我们参观蒋介石曾经用过的会议室，里面的椅子是木质的，脑袋能靠在椅背上，初次看到觉得这真是开了眼界！陪同接待我们的人员在行程设置、食宿安排等方面的做法更让我增长了一些礼仪方面的知识，后来处理起此类场合的接待事宜比较顺手。也因此，后来只要省教育厅召开大型会议，相关负责人都会借调我去帮忙。
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展览
1958年9月，我参观完南京、上海后，没有直接赶回太原，而是跟随参观团的秘书一同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联系开展全国教育展览会事宜。那时候参观团的秘书经常会来北京，我到了北京后，在他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得参观颐和园时，我买过一份“过油肉”吃，这是山西的一道名菜，当时觉得能在北京出现新鲜得很，就好奇地尝了一下。
1958年王承图在北京搞教育展时，于颐和园留影
过油肉就是把瘦猪肉稍微用油炸一下，然后和木耳炒在一起，北京的炒法也十分讲究。当时我花了两毛五分钱，买了一份过油肉和一份五分钱的米饭，吃得又香又满足。虽然这次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但从中学到、看到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1958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教育展览会上山西馆美工组合影（后排左三为王承图）
搞展览，写刻文字又讲解
参观团回山西没有多久，上面决定让我参与全国教育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我再次返回北京，着手进行教育展览会的准备工作。
工作之初，身为工作人员的我负责购买东西。那时候搞展览置办东西是件苦活，但能够学到不少为人处事的经验，所以这方面让我长进不小。尔后我便进入美工组，专门负责写美术字的工作。当时美工组有一位写隶书的同志，是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范亭中学抽调来的教员，可以说他是我写隶书的启蒙老师。
那时候在板面上写字不像现在有即时贴这种方便的东西，我们只能先在三合板上打格，直接在板上格内写字。再找一根竹片弯成弓形，拿一根钢丝穿过弓形竹子两端，钢丝上要用刀剁出许多锯齿，做成一把简易锯（叫钢丝锯）。之后用锯将写在三合板上的字一个一个锯下来，再贴到板面上。
还有一部分字需要用马粪纸。过去有时用这种纸板代替木板，把字写在上面，再用刻字工具刀刻下来。
马粪纸比三合板便宜一些，展览会上有的字就是用这种纸做的。但是这种字写好了不能锯，只能用刀子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雕刻的技术，小字和大字都可以漂亮地刻出来。
展览会上见大人物
在北京教育展览会上发生了两件让人高兴的事。
第一件是迎接金日成。当时我们事先都没有得到消息，有一天早上5点钟，有人把我们叫起来，记得那天天气格外地好，大家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下上了卡车，来到了北京农业展览馆。
当时搞全国教育展览，因规模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容纳，故不在一个地方，需要在不同地方分类办展览。从各地学校选拔出的有特色部分的展览放到了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示的综合馆。朝鲜委员长金日成提出要参观展馆，囊括门类多的综合馆自然被选中。在这种机缘巧合下，我们见到了金日成。
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站在展览馆院内道路两旁。当时还有许多的军人在外站岗，气氛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我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果不其然，不远处，戴着圆墨镜的金日成在开国元帅贺龙的陪伴下，健步走进北京农业展览馆。我只记得金日成和贺龙两个人都很魁梧，走起路来也干净利索，十分威武。他们后面跟着一群人，十分有气势。
第一眼看到贺龙和金日成时，我内心非常兴奋，能看到我国和友好国家重要的领导人，一股高兴劲儿油然而生。他们进去以后，在山西省展览的摊位上被一个来自太原市清徐县某小学学生的成果吸引了。这个学生约10岁，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他的点子却着实很新鲜。当时全国上下搞“大跃进”，抗旱浇地要打井。打下井后，需要人用手往上压水，这非常费力气。这个学生见人们用上下压的方法往上提水很受启发，便思索着进行“改造”——他把一根木条的两头弄成“压板凳”，即两头分别坐一个小孩儿，这样你上来，我下去，水就自然从管子里抽上来了，就像翘翘板一样。
当时举办这个教育展览其实是提倡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培养学生的灵活思维。金日成对这项发明非常感兴趣，在展台前驻足许久。我记得他还专门和发明的学生一起留影纪念。
板面制作完成后，我又和几位工作人员负责展览讲解，但却出了一个小洋相。有位讲解员来自太原矿机厂，我们当时负责讲解工农教育这一部分。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来此参观时，那位讲解员一时兴奋，便着急地两手把裤子一搓，心想：“不对，我把普通话忘掉了。”随后便听到她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为众人介绍：“我给你们一巴拉介绍，你们一巴拉看。”急得尤金身旁的翻译直瞪眼。陪同者中急忙有人出来打圆场：“这就是一边介绍，一边看的意思。”
参加国庆，见毛主席
1958年这一年，我在全国教育展览会上见到了金日成、贺龙、尤金、郭沫若等有名的大人物，但最激动的当属在这一年的国庆节见到了毛主席。
记得那一年的国庆节，早晨5点钟我们就起床了，然后全体人员在和平门外整队集合，一路上走走停停，大家兴奋地一直走到了天安门。那天的路上热闹极了，队伍中的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花花绿绿，让我感到异常新鲜。
10点钟左右，我们的队伍终于赶到了天安门。期待已久的天安门映入眼帘，马上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但没想到，我们走过天安门时却 “哗哗哗”地很快便过去了。我只记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众人顿时沸腾了，欢呼起来。回来以后大家都互相问：“看见毛主席了吗？看见毛主席了吗？”激动得像一群青涩的孩子。
能在北京参加一次国庆节，我心里非常高兴，更觉无比光荣。那时的人都非常单纯，高兴是出自内心的，没有歪心眼，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件让我兴奋的事情，那就是知道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有多高。记得那是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我们跑到天安门城楼里面参观。正赶上国庆节前国徽被拿下来粉刷，所以我们看到了矗立的国徽，我站起来把自己的手臂伸直，刚刚能探到国徽的中心，可见国徽的半径比我的身体还高。这才让我清楚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