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幸的是，材料还没有拿出去散发，我们把这一部分印好的材料偷偷地烧掉，赶紧进行重印。我本来就是地主阶级出身，如果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再出这么一件事，全家都可能性命不保！
含冤屈父亲掴爱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母亲因为是地主阶级成分而被北城法院“造反派”赶回了老家。记得“造反派”闹得最激烈的时候，虽然没有斗我们一家，但还是毫不留情地把我的家抄了。这是因为妻子一直在法院工作，有人听说她是地主家的儿媳妇，便将我家作为抄家的对象。
家中被抄得一片狼藉，同时“造反派”硬是把我年迈的老母亲赶回老家。
当时我家住在法院家属干部区，这院里住的大都是在法院工作的，其中有个女干部，她的女儿比我的大儿子为念稍微大一些。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和为念吵了起来，她还打了为念一巴掌，然后还无赖地哭着跑到我家说是为念打了她，而且把她家的大人叫来了。那个干部看着自己的女儿哭得这般委屈，生气地说：“你家孩子欺负我们家女娃娃！”看到这样的局面，我闭着眼睛违心地打了为念一巴掌，才算把这个事情了了。
当初我们家已经遭受了抄家的残酷事情，那个干部又是厉害的“造反派”，我只能把家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所以我打了为念一巴掌。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巴掌是怎么打的。这是违心的一掌，我对儿子为念万般心疼，当时只怨做父亲的无能。
派性支援陈永贵，平遥城外守一夜
“文革”的动乱年代，我就像浮萍一般用微弱的力量去保护家人，在各种派系的争夺中，守护自我的一份执着的信念。
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去支援陈永贵（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在平遥城镇守，也是红总站的一位领导。记得当时我们连夜开车去平遥县，带上了一大批人马，一车一车地开过去，准备在平遥进行武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最后并没有进城，平安地返回了。
当时也不知是谁让我们上车去平遥的，我只记得车上站满了人，阵势也着实吓人，但是我们只在城外待了一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回想在城外等候时的情景，我被分在宣传一组，并不具体参与武斗，但那吓人的场景真是令人心颤。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虽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气氛却并不平静，陈永贵派人把城封死。那个紧张异常的夜晚，很少有人睡觉，大家都瞪大眼睛等待着事件的发展。作为支援一方的我们，只能互相说些“支援陈永贵，保卫红色政权”的空口号。
住学习班办黑板报
1967年2月，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简称“第三办公室”）成立。这个第三办公室是把原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三处的工作合并在一起，人员由各局各派分别派出，我在教育局属于派性不大的，故被派到第三办公室工作。这里对立的两派人数相等，暗地里竞争也十分激烈。
至1968年，第三办公室被分为卫生组、文教组和文化组。当时教育组组长是“支左”解放军省军区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卫生组的组长由省军区一个卫生处处长担任。
这时候根据上面的相关指示，各个派系的领导和派性积极分子全部离开当地，到石家庄办学习班。派性不大，又不是领导的人留在太原办学习班。其实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派性。这时候我被留在太原办的学习班。
我再次重操旧业——写字，被编到学习班的宣传组，每天负责出板报。经历了这么多次运动，我对文字也比较谨慎。记得当时办板报，比如“打倒刘少奇”，写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这几个字断开，必须连起来，写在一行里，若不这样做则很容易被视为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我还要参加宣传队的戏剧表演，实际上就是活跃乏味的运动生活。我演地主，还要有规律地打快板。当时大儿子王为念总跟着我去看戏，儿子看见我打快板，晚上就会缠着我学习快板，看着孩子如痴如醉地学习新技艺，我也十分乐意把自身所学的全部教给他。那时候为念也就七八岁，他认真学的样子也让我佩服。
到了1970年，我一家就被下放到山西省阳曲县插队，这样我们一家也就全部搬到了农村，开始了“农民”的生活。
人生大颠覆，交叉去插队
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时代，一切都脱离了正轨，就连教育局也是“黑教育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被定为“黑公检法”。“造反派”得了势，要求凡是教育和法院等机关反对“造反派”的人都必须下放。
我们学习班有一个解放军和我谈话，要我下放到农村，清徐、阳曲、古交随我选，我选了阳曲县。之后那名解放军又告诉我，关于我的妻子是否下放的问题他们不负责联系。但妻子所在的北城区法院决定让她下放，所以妻子也要到农村去，这样全家就必须全部搬走。
这时候我向解放军的领导提出：“我的大女儿正上中学，能不能把她留下来？”领导说：“你和法院那儿说，法院要是允许了咱们这儿就允许。”我一下子找到了希望，如果大女儿能留下来读书就是最好的了，但是法院“支左”的负责人却说：“不行，一个也不能留，必须全家下放！”所以在1970年1月，我们一家就来到了山西省阳曲县中社村。
下去插队后，我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和当地的村干部关系比较好，这全靠着我一手理发和看病的手艺，就连村里的老百姓也对我相当好。
刚下去的一段时期，我要下地劳动。与我一起下放的一个人是党校的，另一个人是市文联的。这时候我妻子还没有下放，所以我就与这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劳动。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因为干活的时间过长，回来得总是很晚，有时刚10岁的大儿子为念会给我做饭。孩子真的很懂事，一直陪伴着我，还对我嘘寒问暖，这令身处逆境的我多了一丝丝安慰。妻子下去后，被编入工作组，专门做宣传工作，因为她是党员，还被任命为副组长。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妻子被下放后，我却被借调到阳曲县做卫生展览的工作，后来又把我借调回太原市里搞卫生展览会，下放身份没有变，但是却与家人分开了。
我共插队两年，但是前几个月我被下放，妻子在家；妻子下去后，我又被借调回省城。所以那两年中，我们夫妻二人分分离离，非常折腾。
搞卫生展览，采草药编书
1971年4月，我被借调到阳曲县搞卫生展览后，又被抽调回太原市卫生局搞市卫生展览。当时的卫生局称为卫生组，市卫生组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人编一本小册子——《中草药汇编》，由某医学院毕业的神经科医生陈××担任组长。这时我们要上山采药，识别部分中草药。我不懂中草药，但有请来的山西医学院专门研究植物学的李医生和市中医研究所的胡大夫把关。
在这个过程中，出身于中医家庭的我通过几位专家的指导，渐渐觉得中草药其实很有意思，也很深奥。记得中草药学中有一种草具有自然保护力，有人称之为“脚汗草”。只要有人触碰它，它就会释放出臭味，就像很长时间穿上橡胶鞋、尼龙袜子不洗脚的味道，但是这种草药却是治感冒的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