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年幼时受父亲的影响，跟他学了一些针灸的基础手法。在阳曲县插队时房东来找我，说自己腿疼得厉害，我就用针灸给他治腿疾。后来接触到中草药学后，我又根据医书，包括《赤脚医生手册》，自己钻研了些针灸手法，有时还会给自己扎，或是利用自己所学给村民们治点小病，也因此深受村民们的欢迎与照顾。
插队初期，备感孤独
刚刚下放插队的时候，我感觉特别不适应，虽然身体上没受什么苦，但是思想上有很大压力，亲人都不在身边，总觉得自己是被下放当了农民了，再也回不到熟悉的城市了，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
记得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妻子还未被下放，我一个人在陌生的村落，凄凉地过着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晚上大队开完会后，有时都过了零点，我一个人回到住的房子时要经过一段路。路旁的庄稼地里种的都是玉米，月亮在那样的夜晚格外明亮，天也格外地冷，十分凄凉。
渐渐地刮起了风，玉米地里发出清脆的“唰唰唰”的声音，我看不到自己的亲人，甚至看不到第二个人。我悲凉地拖着身子一步一步地走着，感觉对这一生都要绝望了。难道我的后半辈子就这么过了？迷茫中没有任何希望让我去追寻，奈何我真要变成一根“朽木”？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被借调一段时间搞了两个展览会，虽然没有解决回城的问题，但是这种凄凉的感觉却淡忘了许多。
因会写大字，调入公用局
1972年6月，国家的相关文件要求原下放到农村的干部一律回城工作。但“上山下乡”的运动已经进行了几年，下放的人员在下放地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所以就出现了人员调动的大问题。当时山西省各县把下放干部的名单报回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名单需要经过人事组的详细审查。
1972年，“五七”战士回省城时与村干部、部分村民合影
（二排左六为王承图、二排右五为妻子史银凤、一排右五为二女儿王为强）
就在审查的时候，太原市公用事业局的一位李姓女副局长与人事组打了招呼，要求把我的档案转入公用事业管理局，因为在这之前这位副局长已经与我谈了话：“不要让我们每年再借你了，你干脆来我们局里吧。”其实，“文革”大搞“红海洋”时期，每年公用事业管理局都会把我借调过去一段时间，上大街，爬高墙，写大字。现在正好借着相关的调配政策，就直接把我转入公用事业管理局。我自然同意这么好的想法，所以此次太原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便正式把我调了过来。
原来太原市教育局人事科的科长，当时就在市里担任审查回城下放干部工作，他悄悄地告诉我：“承图，你回来了，你爱人留到阳曲县法院了。”我一听就懵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一下子就想到原来因为搞卫生展览而认识的阳曲县委书记（兼任“支左”解放军武装部长），于是就大胆地找到他，把事情的原委解释了一番，希望他能够帮一下忙。他听后说：“你回吧，我想想办法。”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人事组又有人通知我说：“承图，你妻子在阳曲县的那个名字划了。”曲曲折折，妻子才没有被留到阳曲县，但是她却被调到了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因为妻子原来在法院有职务，而且又是老党员，遂安排她为管理局党委委员、“五一”房管所副所长，所以我们一家人的房子问题也即刻得到了解决。
我到了公用事业管理局以后，被分在了业务科。除了负责一部分业务外，我还分管自来水工作。那段时期太原市要打自来水井，都要到我这里审批。渐渐地，我了解了一些地下水方面的知识。1977年，我从普通科员被提拔为公用事业管理局业务科的副科长。这与“文革”结束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时候公用事业管理局的派性斗争还比较厉害，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当时有一些极“左”派别，总是搞一些派性斗争。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他们搞派性斗争时，我都会推辞说得赶快写标语去。
我来到公用事业管理局以后，平时表现非常好，因为我帮助单位省下了不少钱。那时街里写大字要搭很多木架子，这都需要大笔的钱，但是我写大标语都会做一个活动铁架子，这儿的字写完了，两个工人推着这个架子穿过马路，到另一个地方，就又可以用了，而且上面还可以挂着油漆桶等工具，给单位在这方面省了不少钱，自然深受领导赏识。
那时的街头大字标语，大都用美术字黑体或者宋体，我在这方面有一定基础，但若要在高墙上画画则力所不逮，所以我就找到下属单位的一个回城知识青年，她13岁时画的画就曾被送到国外参展，在绘画方面十分出色。她从北京插队到了山西后，到公交公司当了售票员，着实浪费了一身好本领。那时北京供应大米白面的标准比太原高，我经常拿着全国粮票，用她家的供应本，在北京买大米白面，解决了不少家里缺米缺面的困难，确实是沾了她的光，也很感谢她。
重新加入党组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日后发展的实际路线，提出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决策，也开始系统地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是非。自此，中国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
我在1952年时，因遭诬陷而被开除党籍，自此这成为了我心中一个抹不去的阴影，所以从1952年我在忻县专署扫盲办公室工作后，就开始每一年或每两年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希望能再次加入党组织。
这个污点一直伴随我多年，我始终相信自己的清白可以得到证明，坚信公道自在人心。就这样，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后，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过去在运动中受到污蔑的人，几乎都得到了身份的澄清，而我也于1981年6月17日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调到市计生委，调进又调出
1983年5月，我拿着一纸调令，从太原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调入太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当时赶上国家倡导计划生育政策，我就时常下乡去各县、区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情况。记得我去的是南郊区金胜公社，一进公社，我就看到他们把屋子全部腾出来，让适龄妇女全部集中在一起进行结扎手术。我负责检查这项工作的完成进度，但我并没有在太原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很久。因为感到这里还有派性残余，我自然产生了转调的想法。这样调进又调出，主要是靠时任教育局科长，后任副市长的俞××帮忙。我对他心悦诚服，至今亦牢记着他对我的帮助，并在内心深处永远感谢他。
参加编写《城市管理条例》
1984年1月，我转入太原市环卫局担任办公室主任。此时太原市环卫局由处提升为局不久，还不够完善，处于发展阶段。我初到此地，就在党委和局长的授意下结合实际工作从档案、制度等方面进行规划，逐步完善环卫局的规章制度体系。
我在担任办公室主任的一段时期，在与几位副主任的共同努力下，做了比较有成效的工作，局领导与同事们对我的工作比较认可，故1987年我被评为“太原市档案先进工作者”。有一天，领导和我谈话：“王××指定你参加太原市的《城市管理条例》编写工作。”王××是当时太原市的市长，后又担任山西省省长等职务。我听说是王××指定我的，有些不敢相信，因为我根本没有与他有过任何交往，但《城市管理条例》的编写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至今我也不清楚是何人推荐我的。当时抽调了四五个人，我们先被组织起来到湖北襄樊（今襄阳）、武汉、江西九江和上海进行实地参观，回来以后共同编写太原市《城市管理条例》。我负责环境卫生管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