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打到天安门上的灯光。当时我们住在和平门外的一所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放着一个大型探照灯，由一人专门负责操作。负责操作探照灯的那人耳朵上戴着一个电话耳机，旁边放着一台手摇控制探照灯的器具，总指挥叫他怎么摇他就怎么摇，这样子照出的光在天上就会有规律地旋转。天安门城楼中的某一道光线就是从这个学校打出去的。这些都是在1958年的时候我所看到的，使我非常兴奋。
北京的“大炼钢铁”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我还见识到了属于北京的“大炼钢铁”。当时的印象是满北京城的小巷里几乎都是乌烟瘴气的，到处都是各种小炼钢炉。两米多高，一般都是自家烧上些劈柴就开始炼钢。
我没有亲自参加，但是我看到了这些状况，城里人会把自家的铁锅、铁炉子砸碎，然后扔到温度不高的炉子里。但是这种做法根本炼不出钢来。当时政策就是要各地“放卫星”，要求中国的钢铁要生产多少。全国号召“大炼钢铁”，北京作为首都是这个样子，地方当然也不能落后。
参加慰问教育部干部
我回到山西后的1959年，山西省晋南的稷山县是全国有名的“太阳县”，因为稷山县卫生工作搞得很好，故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县。
正值党内“反右”时期，北京教育部和北京市有些领导干部被下放到这里，有一些“右倾”思想严重的人，被下放下去劳动改造。其中比较典型的人物就是王×，他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连襟，曾经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王×被下放后，就把自己的妻子也一同带到山西。因为他们是教育部下去的人，其中有一些还是司长级的领导，所以山西省教育厅的厅长便要下去慰问这些下放劳动的干部。
山西省教育厅令我作为慰问团成员之一，参加了这次慰问。不久之后，这些人又被抽回省里工作。当时王×被安排在省教育厅的教研室，最后到了山西大学图书馆当馆长。而他的妻子则被放在康乐幼儿园当保教科科长。
康乐幼儿园是山西省的重点实验幼儿园，待遇按照县团级单位编制。王×的妻子下来时才是22级干部，相当于科长的最低级别。她当了科长后，山西省教育局给她提为21级干部，每月工资约68元。
那时候我奉命去慰问这些下放的干部，下去了一个星期。其实所谓的慰问就是看望他们，好好招待。稷山县的枣子在全国很有名气，我记得慰问完即将回省城的时候，县里给我们每人带了5斤稷山红枣，算是沾了这些人的福。
培养工农教育干部
1959年5月，我在省工农教育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导员。工农教育训练班属于省教育干部学校，设有一个专门培训全省工农教育干部的班。工农教育干部是工厂里专门管理工人学文化的，以及各县分管农村帮助农民学文化的干部，培训这些干部是这个培训班的任务。我在这里任教导员。
借调到康乐幼儿园
1960年12月，我从省工农教育干部训练班被借调到省康乐幼儿园担任基础干部，负责给孩子宿舍安装暖气。康乐幼儿园是省重点幼儿园，省级机关干部的孩子几乎都在这里学习。太原解放后，共产党接管了阎锡山原先在太原市办的幼儿园及解放区的太行、太岳两所幼儿园，合并成立了山西省康乐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实行寄宿制，孩子都住校，除了省级干部的孩子外，还有一些进藏干部和南下干部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生活、学习。当时康乐幼儿园是比较难进的，应该说我被借调到这个幼儿园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这样，我的大女儿就可以在这里学习了。
为幼儿熬夜买胡萝卜
在康乐幼儿园工作时，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就是买胡萝卜。1960年困难时期，幼儿园养了几头奶牛，专门供孩子们喝牛奶。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的困难就是，奶牛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不产奶怎么办？因为幼儿园是省级机关，所以就让当时负责文教的省委副书记批了条子，尔后由我带上条子到山西平遥县买胡萝卜。
当时我找到平遥县县委副书记签好字，再找到公社的书记签好字，就到生产队去买两万斤胡萝卜。这些胡萝卜不能全部喂牛，孩子们也要吃一部分。那时候，幼儿园没有汽车，两万斤胡萝卜怎么运回来呢？我一个人来到平遥中学借了自行车，晚上到生产队时要经过汾河，当时河上有一座铁桥，路途十分辗转。当我来到生产队，办好买萝卜手续，准备离开的时候，公社秘书对我说：“小王，你不要早走，凌晨的时候再走，早走这个地方不安全。”但为了让胡萝卜顺利运回幼儿园，我只能在凌晨4点多钟起来，那时天还未亮，伸手不见五指，我骑上借来的车子返回了平遥城。
脑袋因为早起而有些发涨，赶到铁桥时，前面突然有人喊：“干啥的？”这一声把我吓得够呛，只觉脑子“嗡”地一下，仿佛炸了一般，我小心翼翼地推着车子回答道：“我是过路人。”对面的人走过来看了看，没说什么，我才放了心。原来那人是专门看守桥的。
天刚亮时，我把车子还给了中学，就赶到火车站买票回太原，通知幼儿园领导通过省里调火车皮，才把两万斤胡萝卜拉到太原。
困难时期到这种程度，幼儿园买两万斤胡萝卜，还得省委书记批。其实当时很多家里面别说胡萝卜，连野菜都吃不上。
回村领口粮，艰难运土豆
这段时间，我的家庭不仅经济困难，而且还受到很大的打击。当时国家有个政策，即把农村迁入城市且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压缩回农村，粮食由农村生产队供应。这样做是为了减轻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
当时我母亲一个年近60岁的小脚女人，被压回农村一个人独自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我作为儿子，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时我认识一个老乡，他在太原生产香油的榨油厂里工作，我通过他弄了一水桶油渣。里面主要就是榨油后的胡麻，也有子麻渣子，弄回来以后和棒子面和起来，作为充饥的粮食。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口粮是28斤，我母亲回到农村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的供应户口都在农村，后来因为老人在农村难以生活，我就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她接回来，但老人的口粮供应却必须仍从农村领。于是我把她的供应粮卖到当地的粮店，换成粮票拿回来，再拿粮票买粮。
记得最艰苦的一次，粮库不收土豆，生产队分下来的100斤土豆，从我们那个地方用马车运到定襄县的蒋村。从老家到蒋村有七十多里地，土豆运到蒋村火车站附近，存放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尔后我再返回太原找关系，通过铁路上的老乡，第二天把这100斤土豆运上火车，拉到太原家中。
运土豆回太原的前一天晚上，我不仅没睡觉，还捉了十几只老鼠。这是我晚上住在蒋村火车站旅店时，因为放着一麻袋土豆，结果把老鼠招来了，于是我只得拿着一根绳子，支起一个脸盆捉老鼠。脸盆里面放着一个土豆作为诱饵。折腾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把100斤土豆运上火车。这100斤土豆在那样的困难时期，解决了家里饿肚子的大难题。
就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全国处于粮食限量供应时期，此时妻子怀着大儿子为念。有一次妻子突然想吃莜面，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距离人民市场很近，市场里有卖莜面的，我妻子就拿着两斤粮票，领着大女儿出去买莜面，但却在中途把粮票弄丢了，哭着鼻子回到了家。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人民就进入生活紧张时代，到1960年时生活条件就更恶劣了，大儿子为念能够健康成长，也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