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儿女，请换工作
当时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的基础工作要扩大，计划从城内搬到城外，改为山西省教育学院。原来学校的校长被教育厅安排到另外一个单位，省教育学院另调一位工业厅长任院长，但也不知道这个院长向谁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便让我跟着他去教育学院新地搞印刷厂。与我谈了话后，我当即表示不同意。此时我的儿子王为念还不到两岁，再加上妻子的工作本来就很忙，所以家里有一些事情要由我来干，妻子每天都要到半夜才能回来，照顾儿子为念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为了孩子，我毅然拒绝了那位院长的好意。可那时，省教育厅人事处已经把转调单位的介绍信开好给我。就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决定找教育厅的相关领导，希望他们出面帮助我调换单位。
正好在教育厅碰到一位陈副厅长，他看到慌慌张张的我便问道：“小王，你怎么了？”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回答：“人事处的秘书叫我去教育学院，我不想去。”随后便把家中的困难告诉他——家中的孩子年龄尚小，需要我尽心照顾，调去教育学院新地工作的事情着实令我为难。
那名副厅长曾经当过太原市教育局局长，只见他思量片刻后说：“你去市教育局行不行？”
我说：“行啊，可是介绍信都开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道：“你别管了，我跟他说，你明天过来拿好了。”
结果第二天我找到了给我开介绍信的人，他对于我要放弃这份工作有些不满意，但我也只能听着。我家中的困难他也由此得知，便遂了我的愿，换了我的介绍信，自此我便来到太原市教育局工作。
在太原市教育局
1961年11月，我正式调入太原市教育局生产生活科工作。这个科室是新成立的。此时正处于国家困难时期，教育局管理各个中学，学生要在原市民供应基础上按学生标准补助粮食、布匹，自然必须经过教育部门，然后教育部门再向有关的粮食局、商业局申请，这个生产生活科就是教育部门与粮食局、商业局等部门沟通的桥梁。
当时，我担任生产生活科的科员兼会计。这是一项十分繁琐的工作，平时各种项目的买入、批出都必须入账。比如商业局批了100匹布，我们就要做到有进有出，进出相抵，账目清楚。那时候普通学校里买布做窗帘都不能自己做主，因为当时买布是要用布票的，所以必须统一由教育局向有关部门申请，再将指标批给各校。
到了1963年，国家的物资供应渐渐恢复正常，也就不再需要生产生活科这样的机构了，科室因此被撤销。之后，我转入基建科工作，工作的任务虽然有了些改变，但并没有什么难度，我依然认真地对待工作，坚守自己的职责。
1965年7月，我从基建科被抽调到社教工作队，进行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核心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在1963年开始兴起，到1965年时已经发展至高潮。
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截止到1966年11月，还是有少数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参加“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又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去参加城市社教，被分配到敦化坊工作团三队，即敦化坊商场工作队进行实地的“四清”教育。从1965年7月到1966年11月，整整一年多，我们主要根据“四清”标准审查有关人员的经济、政治和历史问题。
我们到了当地开展工作后，每个领导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被审查，历史、经济、生活、作风，处处都查，而且我们还开始发动当地群众广泛张贴大字报，鼓励检举揭发。比如一个经理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这在当时算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开会，边开会边让他交待事实；而在经济问题上，主要以调查领导的账目为主。我所在的三队闹得不是很厉害，而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工作队自己也要经常进行思想整顿，“左”与“右”要保持平衡。
我们所管理的地区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出什么大的事情，我们在平淡中度过了每一天。其实我在三队参加“四清”工作以前，还到一所中学做过几个月的“四清”工作。
1965年9月5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九中搞“四清”工作队时留影（二排左二为王承图）
闹“革命”，明争暗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上下一片大乱。此时我尚未完成“四清”工作，就被派驻市五交化公司，不到一个月又回到太原市教育局，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教育局已经混乱不堪，大家开始占据有利态势，分属不同派别。
没过几天，我听说教育局有一位局长自杀了，他本是民主人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局因是文人“造反”，派性斗争并不严重，只是开始让当权派交待历史问题，但是因为这位局长没有受过如此“整治”，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并且让他交待问题，这位局长很要强，受不了这凌辱，回到家后便栽在自家的水缸里自杀了。
尔后教育局我拥护的一派又把我派出去工作。当时山西有一个红总站，与军队支“左”的兵团派相互对立，我属于红总站这一派。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个红联站，兵团派和红联站当时在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我所倾向的红总站坚持另外一种政治观点，自然与兵团派和红联站呈对立形势。在局内虽然站到一派，虽然观点不同，可因是文人“造反”，但对立情绪并不大。
我认为自己当时倾向红总站是有一定原由的。有一天，红总站进驻到省工会，当即要求从各单位抽人，教育局属于红总站一派，就把我派去了。这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感受到在动乱中自我能力的微弱。
当时省工会是红总站下属的一个机构，门口都有红总站派的人端着枪守门，没有证件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的。有一个小厂子的头头要进到工会，守门的人当然不会轻易让他进去，那头头就生气地说：“我就是总站的！”
守门的人要求他把证件拿出来，双方争执不下，结果那头头就很嚣张地呵斥守门的人：“有本事你就开枪！”
没想到守门的人早就看那个头头不顺眼，当即端起枪，只听“嘣”地一声，子弹从腿部穿了过去。这个头头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觉察到自己腿部流血了，跟在他身边的人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包扎。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几个人搀扶下，那个头头又回到了工会，经过一番解释才证明是“自己人”！这种乌龙事件在那个时候就因为是“自己人”而不了了之，让外人看着都觉得像在胡闹。
我到了红总站省工会后主要负责印刷校对宣传资料工作。那时红总站从印刷厂调了3个工人印宣传单，而我则负责校对。当时印刷用的工具都是从太原印刷厂直接把铅字和印刷机搬过来，等于开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胆战心惊。当时印的材料中把毛泽东的“泽”字印成了“译”，当时我没有检查出来，而是在第二天才发现的。这可吓坏了我，要知道，那时候如果把“毛泽东”三个字印错了，相当于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啊！我即刻让其他人看了一眼，他们也吓得额头虚汗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