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中法大学、我曾经在女二中的同学王侠。来到王侠家，我开门见山地问：“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借吗？”
“借什么？”
“《共产党党章》。”
“你借这个干什么？你不是早就入党了吗？”周围的同学都以为我已经入党了，所以几乎没有人主动来发展我，此次我把话说出来才有人知道我其实并没有入党。
“我还没入党呢，你借我用用。”
我的同学听后，非常干脆地把党章借给了我，让我写申请书的时候用。在那种动荡复杂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其实存在一定风险，但我们彼此都很信任，也没有遮遮掩掩的。
1947年8月，在我递上申请书后的第三天，我的入党请求就被批准了，预备期为6个月。
入党后的秘密工作
入党之后，我还帮着支部往同学的书里面塞宣传单，父亲也会交给我一些传单让我去送。投放传单是有目的、有选择性的，有的是给学校教员，有的是给学校校长，要我送给谁父亲都会嘱咐好。
10月份开学后，我又介绍了两个同班同学入党。当时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员，许多地下党组织都被破坏了，党组织急需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选了两个思想进步、诚实可靠的人，发展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所在的支部比较庞大，党员多，其中不乏一些老党员，也有日本投降之后新加入的党员。我有一本学校汇编的书，上面记录了当时我们学校所有党员的名单，非常有意义。
除了发展党员，吸收新鲜力量加入党组织，我也做过一些秘密、危险的工作。刚入党时被派到天津通知谷静默等同志逃避搜捕是一件，另外还有就是快解放时搞侦查，这也是很危险的。当时我们划片，我负责北城那一带，国民党机关就是我们侦查的对象。我们把获得的情报送到解放区，解放之后都统一转到了公安局。
要不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把当年的这些事情公开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们组侦查出了许多情况，还让我秘写了一百多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情况。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写名单时我都蘸着米汤写，米汤干后纸上无字迹，要擦上碘酒才能看见。后来这些被我们揭发的人，有的逃回家，稍微有地位的都坐飞机去了台湾。我们又把那些逃回家的人抓了起来。
入党之后我们还要负责传递情报。当时我手下领导的是一名叫钱君燕的同志。她就读于辅仁大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讨论后决定，派她打入中统内部，做我们的内应。
那时正值解放前的敌人最疯狂的时期，每次国民党开会，钱君燕都会默默记住将要被逮捕的共产党人的名字。一旦国民党要采取行动，我们就约好夜晚在西四附近接头，她会将得到的消息传递给我，我再交给上一层领导。一切都是单线联系，防止身份暴露。
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我们都不害怕被发现，也不担心被出卖。身处在同一个党支部里，又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彼此间非常信任，革命友情十分牢固。回想当初“五二〇运动”后，我们支部的党支书关玉惠（后在积水潭医院工作）被抓了起来，坐了一个多月的牢，但她并没有把我们供出来。党支书坐牢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非常信任她，相信她绝不会出卖我们，同时，我们也在千方百计地想着营救她的方法，最后还是通过她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叔叔把她救了出来。
还有我的另一个下线同志何秀琴。她一直牢记我在最初给她布置任务时提出的三条纪律：第一，准时接头，不得断线；第二，传递的东西属于党内秘密，不得私看；第三，自己的任务不对别人讲。她一直骑着自行车，借助于从妹妹同学处借来的手表，分秒不差地向接头人传递消息。
有一次恰逢何秀琴祖母的忌日，她母亲让她去街上买祭品，正巧当时何秀琴要出去接头，如果迟到就可能断线。两相取舍下，何秀琴拒绝了母亲。气急的何母大声呵斥：“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回家了。我们断绝关系吧！”何秀琴顶住压力，毅然离开了家，赶往接头的地方。最后，何秀琴顺利地完成了接头任务，但和母亲的矛盾却让她伤透了脑筋。
内心忐忑的何秀琴骑着车来到我家，一见到我就委屈地哭了。问清事情原委后，我一边安慰她一边鼓励她：“你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是好的，但家庭关系也不要搞僵。你妈妈说的是气话，不会真和你断绝关系的。你回去向她道歉，矛盾会缓解的。”听了我的话，何秀琴冷静了下来，老老实实地回家了。果然，她回到家后，何母没再提及此事，一场小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淑娟（现已改名王皓），她和我在同一个支部，因为手里掌握重要情报，国民党曾经要抓捕她。我主动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她，让她顶着我的名义先到解放区，还细心地告诉她路线。
无论是我，还是钱君燕、何秀琴、刘淑娟，当时像我们这样默默为党工作的人还有很多，大家都无怨无悔地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现在回想那时的日子真是挺恐怖的，但当时的我们从来没有退缩，不会想到害怕。就像钱君燕后来对她的儿媳妇回忆当年的事情所说的：“年轻时一点儿都不怕死。”这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却是我们经历过那段恐怖岁月的革命者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把满腔热血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害怕、胆怯、止步不前永远不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解放前后
在局势紧张的当时，国民党疯狂逮捕共产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父亲也教育我，如果被捕，一定不能暴露组织，更不要连累其他人，要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
那时，我有一个同班同学是中统的负责人，有时开班会需要买东西，我就去找他陪我一起去，没有人怀疑。早先我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时候，那人还曾经想要发展我加入中统。后来入党后，他反而是我一个很好的掩护，便于我行动。
解放前夕，北平尚未被包围之前，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进入备战状态，甚至还有国民党强行住进了我家，后来还是父亲找了在国民党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才把那些人轰走。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时，我们学校负责从护国寺到新街口这一段路的保卫工作，大家唱歌、跳舞、发传单，热烈欢迎解放军。
终于迎来北平的解放，我们的身份也可以由暗转明了，再回想那段紧张、充满危险的日子，感慨万千。
1987年，辅仁大学同班同学合影（前排右二是王燕春）
1996年，王燕春（一排左四）与辅仁大学同党支部同志聚会时在恭王府合影
社会部任职
自辅仁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的我被调入社会部任职，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接受新的任务之际，结识丈夫，从此一份组织促成的姻缘，让我们携手并肩、一生相伴，这也是我在心底许下的诺言。
丈夫到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任职，我作为领事夫人随夫外派。主要工作有：收集信息，和当地华侨、各国领事搞好关系；接待国母宋庆龄、达赖姐姐卓玛，还有我国的文化代表团，细节处尤为重要；领事团内斗争，各方游走，坚持我国权利绝不放手；“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千钧一发，信息快递；还有达赖集团的叛逃事件，从小处着眼，打破反动贵族臆想，维护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