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我自辅仁大学毕业。通过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介绍，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仔细了解了我的家庭，知道我父亲也是老革命者，许多为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都和我家有往来，对我很信任。于是，我顺利地被调到了中央社会部，在人事部门管理档案。同批调来的一共16人，我们辅仁大学一共有3人被选中——屈万新、黄淑兰和我。
1947年，大学毕业照
社会部离我家比较远，而且因为是保密机关，平日里不许我们和家人联系，就是同事见面也多是打声招呼，不能随便聊天。刚调过去的时候，我被安排住在大门口的传达室。入夜以后，我一个人辗转反侧，害怕得睡不着觉。调我去社会部的杜长天副部长看到还问我：“你怎么不睡啊？”“我有点害怕，睡不着。”后来杜副部长又调来一个打字员和我一起住在传达室，两个人有个照应夜晚才不那么难熬。调入社会部后的半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
日常工作中，我负责管理的档案都是解放军从延安带过来的，其中不乏一些地下工作者的机密档案。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男同志，收到档案以后，我们要按四角号码为档案编号，之后存在档案柜里。档案柜平日都会上锁，钥匙由我保管。谁要外借档案都要通过我，登记后才可以看。
6月进入社会部，8月份我被调到“新北京”（今五棵松附近）接受训练。整个训练的内容都是保密的，主要讲一些档案的管理和保密工作。给我们讲课的是王玉。王玉是从解放区过来的，原来是北平地下党员，后来成为公安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之后还有代表文化部前来协助受训的吴化之。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部的一部分成员转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办公地点搬至老段府（段祺瑞过去的府邸）。军情部正式成立的时候，许多有名的司令前来祝贺，甚至连朱老总都来了。我还有幸和朱总司令一起跳了舞。
1950年初，部队选派了一批人，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担任驻外使馆的武官，其中也有我日后的丈夫。这些人来到军情部的时候还带着枪支，有的随身带着钢笔、钱等，这些都上交到我这里，由我保管。我这个岗位需要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特别忠诚的党员来担任，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想来是十分信任我的。我也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51年，我被调入军委联络部，从事情报工作。
1952年，王燕春（左）与同事王同志（袁庚夫人）合影
周总理夫妇探望武官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与世界各国取得广泛联系，外交人员必不可少，武官班作为培养武官的机构应运而生，且受到了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0年5月上旬，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星期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在李克农部长的陪同下前来看望武官班和武官夫人班的同志们，青年知识分子外语训练班的四百多人也参加了大会。加上教职工共约七百人聆听了总理的讲话。
大会开始时，李克农同志请总理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总理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他说：“我今天是来看望大家的，没有准备讲话。”全场掀起更加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要求总理作指示。这时，总理开始在主席台上来回慢步走动，然后停步在主席台中间，开始讲话。
周总理首先赞扬了李克农同志，他说：“今天在这里济济一堂，我很高兴。克农同志真有办法，调来这么多人。中央要克农同志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兼管干部工作，就是因为他善于在革命转折时期准备和培养干部。”接着，他对武官班的学员讲：“过去你们打仗，那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主要靠三条：一是宣传群众，二是分清敌友，三是利用矛盾。现在你们转移了阵地，去搞外交斗争，还要靠这三条。”
针对有人对情报工作不理解的问题，总理讲了情报工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有人说毛主席没讲情报两个字，实际上主席的著作中包括这个内容。总理还引了毛主席的两段话。周总理勉励大家不要怕困难，他说：“你们到新的岗位上会有困难。对待困难，也要像打仗时对待敌人一样，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
总理在分析形势后又说：“你们是大大小小的将军，身经百战。对于打仗，你们都有经验。对于外交斗争，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学习新的东西，学习外交政策，学习驻在国语言，学习外交礼节，甚至要学跳舞。”讲到这里，总理问大家：“你们会不会跳舞？”台下有人回答：“学过。”总理说：“啊，你们学过跳舞，好！到外边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开展工作。”
总理还对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的学员专门讲了一段话，主要是勉励大家努力学习，要加强思想改造。
总理讲完后，同志们一再鼓掌，邓大姐也讲了话。她针对夫人班学员中一些不愿意当夫人而闹情绪的人现身说法：“工作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默默无闻，有时又要抛头露面。这完全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恩来同志当了外交部长，我也只好抛头露面。你们当外交官夫人是新形势下革命工作的需要，要甘心当夫人，当好夫人。”邓大姐还说：“女同志也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斗争中，离不开女同志。有些事，男同志做不到，女同志以夫人身份可以做到。比如，人家在谈判桌上不说的话，在夫人之间可能要说出来。你们听到后，男同志工作时不就心中有底了吗？你们要知道，这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男同志女同志都得学习，都要安心于这项工作，要密切配合。”
讲完话后，总理同大家一起走出礼堂，在礼堂外面的喷水池同武官班、夫人班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班的学员随便交谈。开始大家有些拘束，总理对着青年们说：“我们唱个歌好吗？”接着总理领着大家唱了一首歌。唱完，大家就随意地跟总理谈笑起来了，有许多人跟总理和邓大姐握手。
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还觉得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结缘丈夫柳雨峰
1950年，大批干部调入北京的中央及政府各个机关，其中有些老革命者的妻子已在战争中被杀害，所以当时要结婚的人很多。
解放初在北京合影（左起：柳雨峰、刘哲生、崔家林）
我身边也有几个人对我有意思，但我都不愿意。为了躲避总被人纠缠的烦恼，我开始琢磨着赶紧找个人结婚。当时我们有个吕科长，家中条件还不错，每星期六都会吃饺子，我们几个女孩子就跑过去蹭吃。他暗示我，说什么我太幼稚之类的，可又不明说。后来还是一个情报二处的女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对象就是我日后的丈夫柳雨峰。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海公园。我从母亲那里要了5毛钱，存车和买门票用。到了九龙壁，他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第一眼看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人长得还可以，气质不错。之后双方都比较乐意就继续来往了，平日也就是随便聊聊天，或在胡同大院子中的跳舞场跳跳舞。
1951年秋，与柳雨峰第一次在北海约会时留影
秋天相识，两个月后我们就服从组织安排结婚了。结婚时我们穿的是军装，酒席由组织请客，在五棵松附近办了6桌。我的嫁妆只有一床被子，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我们的婚房都是别人腾出来借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