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丈夫结婚时，他已经36岁，年长我11岁。此前他曾有过一段婚姻，最终以对方提出离异收场，儿子刘少军由柳雨峰抚养。丈夫的阅历很丰富。由于工作的关系，早在我们相识最初我便看过丈夫的档案，上面记录的点点滴滴让我对丈夫这个老革命工作者更加崇拜和尊重。
柳雨峰，原名刘桂衡，出生于1915年4月4日，籍贯山东黄县。
1930年，刘桂衡在哈尔滨读书时留影
1936年，在山西太原民训团参加革命，之前参加民先团、牺盟会（薄一波、刘有光同志领导）。
1937年3月，调山西平定军官教导第五团任政治工作员。七七事变成立青年抗敌决死队时，调决死一纵队（薄一波同志领导）任连政治工作员，参与北上五台山和南下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1937年冬，调任薄一波同志的警卫组组长（对外称副官）。
20世纪80年代，柳雨峰（中）与决死队战友陈道容（左）、张珺合影
1937年，柳雨峰在山西沁县抗日决死队时留影
1938年，在八路军总部西林干部训练班学习，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粉碎日寇对太岳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战役。
1939年，任纵队政治保卫营、特务营政治指导员、营长、教导员等职，参加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政变”的行动。
1940年前后，日寇扫荡根据地时，进行了保卫纵队领导（薄一波、毕占云等同志）的霍山谷沟和青石山掩护战斗。1940年参加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的“百团大战”。
1940年，“百团大战”纪念图片之太行山上夜行军
1941年前后，在八路军129师（刘邓部）参谋训练队、军事研究班学习，参加师运动大会。
1942—1943年，任晋冀鲁豫太岳军区（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干部参谋，进行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太岳军区司令部科长以上干部合影，后排右二是柳雨峰
结缘丈夫柳雨峰
1943年，参加整顿三风运动。
1943—1947年，在陈赓同志领导下主持军区情报处的情报工作，先后担任派遣科长、情报科长[②]、情报处长，参加上党战役、陈赓、谢富治大军渡河（黄河）战役。
1947年，参加华北中央局的土改整党会议（即在河北武安冶陶村召开的“冶陶会议”）。
1943年，柳雨峰（左四）与沁水县曲村情报处部分同学合影
1946年，柳雨峰（右）与军区方升普副司令员（左）合照于阳城
1947年，柳雨峰（前排中）在阳城与战友分别前留念
1948年上半年，参加军区土改整党。下半年，调解放军18兵团（徐向前兼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任师参谋长，参加解放太原战役。
太原解放（资料）
1949年冬，太原战役、战术总结会议上柳雨峰（左二）与涂师长、蒲师长、孔政委合影
1949年，在陕西参加消灭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扶眉战役”，参加解放大西北战役。同年，参加由甘肃入川的解放成都战役。
1948年7月7日，太岳军区司令部全体人员合影，三排右二是柳雨峰
1949年解放太原时，柳雨峰（右一抱小孩者）与烈士子女合影
八年抗日战争中，还参加过粉碎日寇对太岳根据地的“铁滚扫荡”等战斗。
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在哈尔滨中东铁路扶轮学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等。1932年，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山区参加马占山领导的抗日部队。被日寇袭击失败后，返回山东老家。
1950年1年，成都解放后，老柳被调入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相识，成就了我们彼此坚定的一生陪伴。
1951年，在中央军委时的结婚纪念照
随夫调任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
1950—1951年间，我国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在国外建立领事馆。为了了解情况，老柳作为信使去了缅甸、印度、印尼三个国家，调查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情况，学习如何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回国之后，老柳被调到联络部新成立的高级干部培训班任副主任（主任是杜长天），管理下面的近一百人。
1952年底，老柳被调派到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任总领事。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还没出发前，李克农部长请了外交部的姬鹏飞吃饭，还有杜长天等五六个人作陪，其中就有我小时候认识的徐冰叔叔。
大家要入座吃饭的时候，徐冰叔叔一看到是我，高兴地招呼我：“小王，来！”拍拍腿让我坐到他腿上。
我当时已经二十几岁了，也不好意思，连忙拒绝：“叔叔，我不了。”但徐冰叔叔还是硬抱着我坐了一会儿。
当时一同吃饭的其他人都看傻了眼，愣愣地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估计心里还在嘀咕“这俩人到底怎么回事”呢！
后来徐冰叔叔向大家解释：“她的爸爸和我们是老朋友，从前都是在北京做地下党的，特别熟悉，那可是老关系。”众人才恍然大悟。
后来李克农部长还指着老柳和我，特意对姬鹏飞讲：“这两个人到外交部去，人还是我们的，但你们可以使用。我们有事会直接跟他们联系。”这就是在为我们之后出国工作做铺垫了。
正式出国前，外交部还给我们留出一段时间，让我们做准备工作，置办出国的服装。当时在东交民巷有一家专门做出国服装的店铺，我们都在那里定制衣服。我用外交部发给我的一千多元钱做了几套旗袍，很有中国特色。
1952年，全家在北京合影
（前排左起：母亲甄云端、儿子刘少军、父亲王之平；后排左起：王燕春、丈夫柳雨峰、三叔王曾木）
1952年，一家三口在北京合影
1953年年初，我们乘坐维多利亚号轮船前往目的地——印度加尔各答。
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再回想当初，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中印友好关系的黄金时期。作为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和我国的关系非比寻常。1954年两国共同提倡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的友好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迎来了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周总理的几次访问，我都作为总领事夫人参与了接待，亲眼看到了印度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总理的热烈欢迎，到处可以听到“印地一秦尼巴依巴依”（意为“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欢呼声。那段时期，作为我国的驻外工作人员，我也感觉非常骄傲。但是这样的“甜蜜期”并未如我们所愿地持续下去，50年代末期，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对达赖及其追随者的协助和配合明显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行为，中印关系由热变冷。作为粉碎达赖集团叛国阴谋事件的参与者，我也明显地感受到了两国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我经历了中印关系最诡谲多变的一个时期，参与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中。不过，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只是怀揣着一腔工作热忱，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