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吃过晚饭我刚刚睡下，奶奶急忙把我唤醒，“不好了，发大水了！”只见水已经进了家门，院里的水冲得木板和瓦盆相互撞击，“叮当”作响。不知大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辆马车，让我和侄儿坐在马车上的一张木桌上，在洪水中跌跌撞撞地连夜逃命。深夜，我们敲开坡上一位亲戚家的门，好歹借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偷偷溜回家。院里静悄悄的，屋里空空的，埋在地下的箱子早已被人挖走，只有菜园子里的菜长得肥硕喜人。四望无人，我们像小偷一样，慌慌张张地摘了一筐菜，急忙离开。
1991年，李春和孙儿曦曦于北安头道街旧居前
大人们在离乱时，心里总是充满了愁苦，而当时还是孩童的我，却不知什么是愁滋味，在颠沛流离中自得其乐。我家逃往南下坎时只带着少量粮食，靠我钓鱼当菜吃。每天饭前，我带上用树枝自制的鱼竿，再在脚下挖一罐“曲蛇”（蚯蚓），然后到河边去钓鱼。鱼钩撇下去不一会工夫，高粱秆做成的鱼漂儿就开始点头了，忽然下沉时，我就急速提竿，一条又肥又嫩的“柳贯池儿”（乌裕尔河中的一种鱼，外形与小黄鱼类似）出了水面。用不了半小时，小盆就装满了鱼，我兴冲冲地端回家。除此之外，我还到豆地里去抓蝈蝈、用柳条筐捉麻雀、在庄稼地里烧苞米。后来，全家搬到南岗去住，我就跟屯子里的孩子们去搂柴火、挖野菜，童年的生活总是快乐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怀揣着侵占东三省的野心，迅速地把铁轨从哈尔滨修到了北安。不久，北安北通黑河、西通齐齐哈尔的火车也相继开通了，北安成为扼制东北边陲的军事战略要地。日本人来了，土匪闻风逃散，地方上恢复了敌伪统治下的秩序。经过半年的难民生活，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试探着要回到久经离乱的家园。当我们乘坐的大车驶过乌裕尔河时，虽然我还没有看到火车是什么样子，但已听到它雷鸣般的呼啸声，望见它直冲云霄的黑烟。不久，火车那黑壮庞大的身躯和一眼望不到头的铁轨，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这对于只看过大车爬犁的我来说，真的感到特别神奇！
1991年，李春携孙儿曦曦回故乡时在北安火车站合影
日本大兵荷枪实弹，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还有穿着和服，踏着“呱嗒板”（木屐），油头粉颈的日本妇女（大部分是军妓），三五成群地在街中游荡。人们还传出日本女人裸着身子到男人的浴池里去洗澡等等不可思议的传闻。慢慢地，街上出现了宪兵、特务和警察。伪政府、“协和会”等统治老百姓的反动机构也建立起来了。从此，小镇陷入敌伪魔爪的统治之下，家乡父老兄弟做了长达十四年的亡国奴！
没有书包的学生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家的大片土地，先后被敌伪政府强迫低价收购，等于就是没收了。大哥身体病弱，仅有的一座窑产也因无人经营而告荒废，家道彻底破落了。一家四代八九口人要穿衣吃饭，还要供我上学，生活十分困窘。那时家里有五间房子，三间出租，自己只住两间。去掉一间厨房，全家人都挤在一间房的南北两条炕上，晚上拉一道幔帐凑合着睡。泥坯茅草房，一下雨，就得赶快摆上大盆小罐接雨。一烧火，土炕四处冒烟，呛得人咳嗽头痛。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剥去老帮，剩下菜心和着酸菜汤连吃带喝。有时断了炊，姐姐不得不拿着瓦罐到邻居家去借米。
最不好过的就是年关！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晚上该到“祭灶”的时候了，家里新灶王、纸人纸马和香火还没影儿。我和奶奶连灯也没点，在黑暗中孤独地等待着哥哥姐姐回来。如果说，儿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这时却已经开始感到孤苦和辛酸了。过年孩子们都要穿新衣服，我们家已经没能力给孩子这种满足了。要强的姐姐，即使到年三十晚上不睡觉，也要用洗涮干净的旧衣服改做成新衣服，大年初一总得让我穿上。上学没钱做校服，有时老师就借别的学生的制服，让我穿上去参加活动。我也不曾有过书包，上学时是用一块包袱皮把书包在里边，不能背，只能挎着上学。记得有一位女老师取笑我：“你看李宝库成天像个卖干豆腐的”。当时的心情记不得了，小孩子自然也知道荣辱，总不会很好过吧！我平时只穿布袜子，和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一样，我的袜子破得脚跟都露在外面了还穿在脚上。有一次，我们在台上表演黎锦晖的《葡萄仙子》，回家邻居大婶说：“有些孩子在台上表演时，袜子还露着脚后跟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只有一双线袜子，要等到过年过节和四月十八庙会时才能穿。
难忘的启蒙
1931年春，我7岁的时候就上学念书了，但只读了半年书。因为“九一八事变”，我就离开学校逃难去了。事变后，在北安初高两级小学校重新读一年级。当时日本虽然占领了东三省，但它的触角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到学校，我们暂时还能够坐下来安心读书。
在学校里读书认字，学算术、珠算，写毛笔大小楷字，写作文，在四五年级时我已经能够写出长达几百字并且比较通顺的作文了。另外，我还对地理，特别是给地图上色感兴趣，用水彩笔把画好的图涂上颜色，俨然像自己创作的一幅美术作品。不过，当时只画伪满洲国地图，所以东北像鸡脑袋的那一个图形，在脑子里特别清晰。我对手工和图画兴趣不大。有一次，三笔两笔画了一个大红太阳，下边只画一条地平线。我的“作品”激怒了图画老师，老师在我画的红太阳上边，用红笔给画了一个和红太阳差不多大小的“0”。因为小时候的动手能力一般，一直到老，两只手总是挺笨拙的。
相反，我在写字作文方面则颇有兴趣。一方面是从老师那里学，同时也受到家庭的熏陶。大哥、二哥（堂兄）从小苦练写字，除规规矩矩地写小楷之外，还用“提斗笔”沾泥浆在报纸上写大字。报纸晒干以后，只需把上面的泥抖掉，就可以重新再写。二哥人非常聪明，又不怯场，常常给人写对联、条幅，甚至牌匾。我在旁边研墨抻纸，看着他们吟诵诗词歌赋，我也跟着背诵几首。二哥自号“梨花院主人”，他也给我起了一个雅号——“博明馆主人”。慢慢地，我身上也有了几分文人雅兴。20世纪60年代，我在台基厂北京市总工会上班，通过电视大学学习中国文学，还常利用闲暇时间到王府井荣宝斋去看字赏画。“文革”时有人因此批判我是“封建残余”，封建也好、残余也罢，小时候熏染上的文学气息，七八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
对几位小学老师，现在我仍有印象。苏文友校长管理学校严格有方，他用毛笔亲自写的各种表册，整齐有序地挂在教员办公室里。他讲的《论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中华美德的根，对学生是很好的启蒙教育。有一年，学校来了一位据说是师大的学生、名叫朱玉书的新老师。在他的教育下，我的作文从写叙述文到说理文，从几百字到上千字，进步很快。朱老师每次都在我用毛笔小楷抄写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圈圈点点，然后写上批语。有一次批道：“振笔直书，头头是道”。这一批，我的积极性更高了。小学的学习为后来一生的写作打下一个虽说是初步的，但却是很好的基础。
那时对学生犯错误时兴打“手板”。男老师力气大，有时甚至把手板打断了，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个年岁大点的男生，学一位女老师乳房隆起挺胸走路的姿势，被老师发现后，害得我们全班挨板子。我的手心被重重地抽了几板子，肿起来好高，只得赶快紧紧地贴在砚台上，用它的凉劲儿消肿化淤。有一位宋老师是位老学究，毛笔字写得很有功夫，虽然他学问深厚，但不善言谈，面对大队学生讲话，常出纰漏。有一次临放暑假，老师给学生训话。宋老师站在台上搓了半天手，勉强说了句：“夏天天热，大家可别上河里去烫澡！”惹得学生哈哈大笑。这位宋老师就是我盟兄宋云鹏的父亲，老先生也就成为我的义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