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结拜
我对小学同学的印象大多都模糊了，只有和我最要好的那两位同学，我不仅记得，而且终生结下不解之缘。一位是成绩居全班第一，作文写字也最好的宋云鹏；另一位是手工、图画、音乐最好的张凤桐。当时，我也是班上的佼佼者，我们仨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钓鱼，一起到茶馆听书，也经常出现在三家的餐桌上。我们的感情日渐笃厚，于是就仿照“桃园三结义”的做法，举行了“城南三结义”。我们选择了天清水美、人杰地灵的城南乌裕尔河畔，并且请当时在南下坎窑地上干活儿的宝琦二哥用毛笔填写了印制精美的“金兰谱”，每人手持一份。然后，三个人分别刺破右手食指，把血滴在酒盅里，每人喝一口血酒，结拜为兄弟。大哥云鹏因成绩最好，小学毕业后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校，我和二哥凤桐考入齐齐哈尔市农校。当时能考上省会中学实属不易，在北安小镇上来说，大哥算得上“状元”，我和二哥也该是“榜眼”和“探花”了。他们两人毕业后回母校做了小学老师，我上了军校。人世沧桑，1991年我回老家，再三打听都没能探听到云鹏的消息，后来据凤桐说，云鹏解放后做了农场会计，不幸因病早逝。一开始，我和凤桐也失去联系，1994年，我们终于在阔别了几十年之后在北京相会了。在他生前我们一直鱼雁频通，互相关爱，倾吐心声，直到前几年凤桐因病逝世。小时结盟，终生不渝！
圆了省城求学梦
1936年，我圆满地完成了六年初高两级小学的学业，顺利毕业了，但又面临着更艰难的升学问题。我非常希望到省城读中学，可是能否考上，考上又能否交得起学费都是问题。感谢我的大哥和家人，他们都觉得我聪明老实、学习用功，是个好孩子，宁可借钱也要供我读书！我在书箱上贴了一张纸，上边写着“头悬梁，锥刺股”几个大字警示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榜上有名。每天我都起早贪黑，手不离笔，口不停诵，着实下了一番苦工夫。齐齐哈尔那时有好几所中学，还有农业、工业、商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我对上什么学校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要能到省会上学就行。大哥说农业为立国之本，还是学农为好，于是，我就报考了齐齐哈尔市农业学校。
考点设在克山县城，是由盟兄凤桐的父亲张伯父领着云鹏、凤桐和我三个人去赶考的。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比小镇繁华得多的县城，对坐火车、住旅馆、下饭馆，一切都感到新鲜。考试发榜，我们哥仨都考中了，云鹏考入师范，我和凤桐考入农校。
1937年春，我们怀着兴奋、自豪和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心情，奔赴省会齐齐哈尔市（时为伪满龙江省省会）去上学了。一下火车，高大的车站大楼，宽敞的大马路，豪华的龙江饭店迎面而来。我们这些来自荒僻小镇的孩子，仿佛到了一个只有在书本中才能看到的童话世界。我们乘车经过西郊，通过横跨嫩江的西大桥，再往西走就到了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的大院。院子里整齐的青砖房东西南北一字排开，形成了一个近万平方米的大四合院，我们农校坐北朝南，是三个学校中最好的一所，教室和宿舍高大宽敞，南北通风，条件不错。
学校除了教我们基础课外，还讲授农业专业课。我们经常下午到校办农场参加实习劳动。我们每人一身作业服、一把铁锹，锹把上都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是张熹明老师给写的美术字，整齐划一、美观大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田劳动，学到什么已无印象，倒是通过劳动，皮肤晒得黝黑，饭量增加，身体也比过去强壮了一些。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家寄宿，宿舍有舍监老师值班管理。晚饭后或星期天，张老师常常泡上一壶茶，坐在门前走廊下，学生们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听老师谈今道古、谈天论地。记得有一次张老师谈人是怎么来的，十四五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两性关系，可以说是一堂性教育课吧！这样一种形式灵活、内容丰实的闲谈，比课堂上学知识还要广泛生动。
我虽自幼失去父母，但有奶奶和姐姐照顾，什么都是捡现成的，现在到四百里开外的异乡来寄宿，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段时期，我逐渐学会了洗衣服、补袜子等针线活。学习《陈情表》时，我对李密写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句话感触很深，我对21岁就失去丈夫，几十年操持家务，抚养我们成长的奶奶有着极深的感情，为了回家不给年迈的奶奶增加负担，每到寒暑假，我就先自己把被褥拆洗干净。虽说这都是些小事，但它锻炼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直到现在穿针引线做简单的针线活，我还能拿得起来。
学习生活
入学第二年，农校与齐齐哈尔第一初高两级中学合并，改称“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制四年，校址所在之处听大家说以前是流园“藏书楼”。这是一座绿廊红瓦，砖木结构的小型宫殿式建筑，周围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从远处望去，在碧绿的万树丛中，隐现着一座红顶的楼台，颇有诗意。最让我难忘的是每天早晨，树林里散发出清新的空气，芳草如茵，无名的野花点缀其间，燕雀穿梭盘旋，鸟语花香，是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去处。我在林间边漫步边纵情地朗诵古文选。我还在这里啃下了厚厚的一大本王玉泉著的《日语文法》，为日后进一步学习和使用日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就从林间推着小车的老大爷那儿称一块黄米切糕；风雪交加的夜晚，从灯光飘忽的小木屋里买来一个夹着猪肉的热烧饼，更会让我感到满足。
1991年，李春在母校原齐齐哈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旧址前留影
为了求学和升学，除了少数纨绔子弟外，大部分学生还是努力学习的。有一位姓宋的学兄带头，我们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在教室里点蜡烛学习。每月下来，我们相互问：“你这月点了几包蜡?”蜡烛的消耗量成为衡量学习勤惰的尺度。齐齐哈尔市地处祖国北方，教育水平与南方相差很远，再加上我们是农科，每天有半天的农业劳作，所以文化课学的内容较少。记得我们代数才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化学刚刚讲到酸碱盐，物理课中的电还没学完就毕业了。这给后来我在军校学习高等数学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这时倒是有一位姓韩的老先生讲的古文对我们帮助很大，直到现在像《桃花源记》、《师说》等诸多名篇我都还记得，有的甚至还能背诵。我从中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以后能阅读文言文，写旧体诗，为此我常常怀念韩老师的教诲。但是，我学了古体的精华，却不知今时的名章，近现代中国的好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连鲁迅、郭沫若等人人皆知的文学大师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过《阿Q正传》、《女神》、《雷雨》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生活的苦与乐
日本侵略者占据东三省后，逐渐向学校渗透。记得当时学校已经有两名日本教员了，他们都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睛，一个络腮胡子、一个矮个罗圈腿，形象丑陋。“罗圈腿”动辄打耳光，“络腮胡子”每天早起领着儿子站在办公楼台阶上随意小便，野蛮粗暴，令学生发指。
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令人满意。学生的伙食是由一个山东商人承包的，一律是馒头和黄豆芽子汤，不带换样的。学生和包伙头的矛盾斗争也很激烈，学生一看箩筐里的馒头不多了，就有人喊：“加油！加油！”一个人多吃一个就都给吃光了。馒头不够吃是要罚肉的（处罚承包食堂的人给学生加肉），急得包伙头直搓手，用浓重的山东话紧着说：“吃就吃呗，加么油啊！”宿舍是高、低各年级学生杂居，我们住的是一二十人的大连铺，有几个闹将折腾着不睡觉，我们也休想睡成。他们有抽烟的、有边看武侠小说边吃花生米的，涩辣的烟草味、飞扬的花生米屑伴随着我们进入梦乡。学校有一个篮球场，我个子小，身体瘦弱，根本不敢上场，即使上场，半天也没人给你一个球，偶尔来一个球，接不住，反而被人讥笑。我只能打乒乓球或大家围成一个圈托托排球。在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和锻炼，所以一辈子身高不超过1.7米，体重总在60公斤以下。按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应该属于“三等残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