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干校学习，我懂得了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工人群众学习管理、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理论上明白了，思想就通了，工作积极性也就高了。回校后我向全校工会干部介绍了工会理论和苏联工会工作经验，开展了有关工会性质、任务、作用的学习，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
在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我们初步积累了一些学校工会工作经验。根据吴玉章校长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总结，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作了介绍。学校各级工会，开展了大量文化体育、生活福利等群众工作，是其他组织无法代替的。但如何在群众政治生活和教学科研领域发挥作用，进而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各级教育工会组织，对此虽然进行过长期的探索，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工会积极开展“教代会”和“教工之家活动”，在探索中前进了一大步。
1995年，李春在人大校工会45周年座谈会上
工会工作20年
北京市教育工会历届领导同志合影（右一为李春）
我是1949年华北大学工会成立时到校工会工作的，从干事、秘书到办公室主任，从候补委员、委员、常委到副主席，工作了13年。1962年，我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工会任常委、负责人，又工作了7年。我总共在工会工作了20年，占了我40年工龄的整整一半，这一时期正是我26岁到46岁人生最宝贵的年龄段。虽然尽力做了一些工作，但因自己的水平有限，又因长期处于对工作的摸索之中，自己感觉还没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三遇总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工会工作，有幸多次见到周总理。其中有三次我与总理近在咫尺，甚至相邻而坐。现在虽然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依然那么清晰、亲切。
1956年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到上级工会开会。市教育工会负责同志紧急传达说，从市委得知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一部分青年教师，自发地决定当天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舞会，他们写信给周总理，请总理参加他们的舞会，现得到总理办公室回话，说总理已答应届时前去参加。时间紧迫，市委决定派市委和工会的一批干部，届时在饭店大厅迎接总理，要求大家紧随总理身边，做好保卫工作。
下午4时左右，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没有想到的是，早已安排好的干部“防线”，一下子被望眼欲穿、比我们心情更急切的一大批青年教师给冲垮了，他们簇拥着、保护着总理到主宾席上就座。还没等总理喝上一口茶，早有十几个青年女教师围住总理，要求同总理跳舞。其中一位勇敢的女教师，首先拉起总理，伴着悠扬的乐曲声跳了起来，很多青年教师也相继翩翩起舞，一边跳着，一边以幸福的、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总理奕奕的神采和潇洒的舞步。周围的人，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不过一两分钟，紧跟在总理身后的另一位女教师毫不客气地把正在与总理跳着的人拨开。如此频繁地对周总理实行“车轮战术”，总理却毫不厌烦，总是微笑着，迎接一个个新的舞伴。我记得，当天跳到很晚，直到这一群年轻人心满意足时才散。不少当天的幸运亲历者事后都说，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一天。
大约是1962年的一天晚上，我陪着远从黑龙江来京探亲的姐姐，到首都剧场看人民艺术剧院朱琳主演的话剧《武则天》。开演不一会儿，进来了几位观众，就坐在我们身边的那几个空位子上。我透过舞台的灯光，辨认出是周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及其夫人于立群看戏来了。于立群同志挨着我坐，总理就和我隔着一个位子，旁边是郭老和一名警卫人员。《武则天》是郭老的力作，在演出时，总理和郭老小声议论着有关剧本和演出的一些问题。幕间灯光一亮，观众很快就发现了周总理。场内顿时活跃起来，很多人拥到我们这一排的两侧向总理和郭老致意。
为了维护剧场秩序，下几次幕间休息时就再也不开灯了。我和姐姐坐的是最中间的位子，而总理他们的位子却比我们偏得多。我心里有些不安，但正在演出也不好更换。幕间休息时，我向总理的警卫人员提出，休息后请总理他们坐在中间位子上。警卫人员很肯定地答复说，不要动了，还是自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好坚持，只好就这样和总理一起看完这场戏，能和总理与郭老一起看戏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姐姐是一位家庭妇女，她能和万民敬仰的周总理一起看戏，更感到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回东北以后见人一直津津乐道这次巧遇。
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年的六七月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首都大学高校毕业生做报告。大学毕业生和有关教师、干部都到会听讲，整个大礼堂和小礼堂坐得满满的。总理在报告中要求同学们牢固地树立五大观点，为社会主义建设建功立业。大礼堂鸦雀无声，万千学子如沐春风，聚精会神地聆听总理的谆谆教诲。这场报告不仅是对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总动员，而且也是指导他们一生的座右铭。在报告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全场起立，目送总理离去。
小礼堂的同学们因为只听到总理的声音却看不到总理，所以强烈要求和总理见面。于是，总理在报告结束后，又来到小礼堂。当时我是一名大会的工作人员，岗位就在小礼堂门口。当总理从我身边走过时，微笑着同我们招手。小礼堂的同学们因为能见到周总理，掌声、欢呼声比大礼堂更强烈。总理从讲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然后缓缓离去。好一阵子，掌声才逐渐平静下来。
此外，我还有好几次机会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在短短几年中，竟能有这么多机会见到周总理，这说明，他总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总理无限热爱和关怀人民群众，他的品德升华到了一个理想的境界，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楷模。到现在，我仍然把他的画像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居室中央，随时瞻仰他的英容，不断地激励自己前进。
亲历历次政治运动
为了涤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运动。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我在小组会上如实交待了自己的有关政治历史情况，自觉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判。后来的审干（审查干部）虽然没有公开进行，但对我的审查没有停止，以致我的党员候补期从1950年拖了两三年，直到1953年才得以转正。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了一批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运动中，虽然我个人受到了一些审查和批判，但如果意识到运动的重大意义，就不会感到委屈，自然也会心平气和了。
“三反”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我一改过去受审的地位，成了一名运动骨干。校工会是学校里管钱管物的单位之一，被定为运动中的重点，重点人物是校工会秘书老王。随着运动的发展，老王被停职反省，吃住在办公室，不许回家，领导让我看着他，有情况随时汇报。老王是“三八式”（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批人）老干部，从他收的工会经费账上查到一些漏洞，他就被学校定为审查重点了。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原人大基建处长被关起来审查，并被送到中山公园大会去公审。我在台下看到这位老干部已经被脱掉干部服，穿上老百姓的小棉袄。校党委书记，电话通知他的党籍被开除了，这位老同志也不含糊，也在电话里回敬一句话：“谁开除我，谁给我恢复！”果然，运动结束后，组织上就恢复了他的党籍，并且调他到国家煤炭部当了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