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学金崙因为在基建处工作也被关了好几个月，补发工资时，金老兄换了一身呢子中山装和大衣，这在当时是上好的服装了，从“老虎窝”里出来，又像老牛一样干起工作来了。直到20世纪末因心梗，他才离开了几十年孜孜苦干的基建岗位。虽然这些运动误审了很多人，但它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给歪风劣迹以致命的一击，其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后来的“反右派运动”，原来的初衷是帮助党整风，可是斗争的扩大化却给一些干部带来了麻烦。当时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提出“要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中发挥工会组织的监督和调节作用”。运动一开始，全国教育工会就在人大召开座谈会，发动教师给党提意见。在这次应邀参加座谈的教师中，就有后来成为全国“大右派”的葛佩琦，《反动言论汇编》中第一篇就是他在这次座谈会上“放”出来的。运动结束落实政策时，经过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不仅恢复了他的自由，而且中组部也查清了他20世纪30年代即已在秘密状态下入党的组织关系。可惜，这时他已是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垂暮老人了。
一位年轻有为的教师，因为积极宣传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会“关于工会要在党整风中，发挥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作用的指示”，被打成了“右派”。他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并且被撤消了党籍，新婚的爱人也与他离了婚，青年的美好梦想破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找到我，让我为他当时的情况作证，我痛快地答应了，愿意尽力帮助他。落实政策后，组织上恢复了他的教师职务，恢复了党籍，他也建立了新的家庭。
“反右派运动”深入开展以后，我因肺结核病不能继续参办运动，每天搬着一个小躺椅到学校对面的树林里去休息。我躺在椅子上清楚地听到学校大喇叭里传来阵阵批斗的口号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同志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昨天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夜间变成了“敌人”，这让人难以理解！这场虽无硝烟，但却是惊心动魄的战争，让人战栗不安。运动过后，外甥女秀丽来北京时悄悄地对我说：“我妈叫你和舅妈可千万别随便说话呀！”过去对党是无话不说，现在却有了一种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感觉。
在农村大课堂中学习
1958年以后，为了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全国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多块好省、大干快上。结果由于人为抬高的生产关系，远远地跑到了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前面，使中国人民吃穿困难，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1960年，市委派出工作队到京郊平谷县去贯彻中央发布的“农业十二条”指示。当时我的肺结核病还没有痊愈，经过医生检查、领导批准，我才得以参加工作队，被分配到平谷县峪口公社。当时生产队食堂每天只能供给社员用玉米棒子磨成的粉末和玉米面混合做成的代食品粥和窝窝头。那时粮食供应已经到了极端困难的地步，社员把粥和窝头打回家去，再掺些白薯秧子、白薯面，凑合着吃。我们工作队员可就惨了，开始时是根本咽不下去，因为饿，只得勉强吃。但是，吃了粥和窝窝头后，晚上没饭吃，我们工作到夜晚，饿得难捱。老支书张大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久就从生产队弄来一麻袋大萝卜。晚上，我们煮上一锅大萝卜，大家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下去，饥肠倒不再辘辘了，可是打嗝、放屁，屋里的气味可就不太好闻了。
不久，我被调到县委整社办公室，参加县整社总结报告起草工作，住在县委招待所，在招待所食堂吃饭，生活比在公社住在老乡家里好多了，偶尔还可以吃上一顿炸带鱼。虽然是只有那么两三片带鱼，但总算见着荤腥了。有些驻在队里的同志听说我调到县里，偶尔来我这儿吃顿饭解解馋，然后满意地赶回生产队或几十里开外的山区去。当时不仅粮食困难，而是全面匮乏，商店里看不到什么食品，连水果也见不着了。有时回家大休，带上几瓶果品厂用糖腌制过的苹果皮给孩子，也算是很不错的果品了。尽管下乡生活这样困难，而且每天还要徒步或骑自行车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委之间奔走，休息不好，营养不良，但我原来担心的肺病不但没有恶化，反而逐渐好转，回校时已经钙化了。可见，牛奶鸡蛋、终日卧床并不能治愈的顽症，倒是新鲜的空气、大自然的环境给了我新的生机！
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工作队下乡深入实际做出的调查，毅然撤消了食堂，社员可以自由回家吃饭了，以后又由“大跃进”中的公社所有制转变为生产队所有制，使农村生产关系逐步适应当时还很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从此农村面貌逐渐地有了改观。我在1947到1948年间曾在冀中参加过“土改”运动，那次是打破地主所有的私有制，解放广大农民，而在十年后又有机会参加农村整社运动，亲自体会公社集体所有制生产适应农村现实生产力的调整。农村是一个大课堂，我感到需要学习、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我的肺结核的痊愈，又是一件不期而得的副产品，我的平谷之行的收获是很大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从事了二十年的工会群众工作，经历了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历次政治运动，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娶妻生子，建立起一个五口之家的新家庭，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首都北京首当其冲，北京市委下属“工青妇”（工会、青年团、妇联）成了重灾区。市总工会干部多数是老干部和工人干部，单位运动初期形势比较平稳。一些刚到市总工会工作的大学生对市总工会运动的现状不满，极力要求到清华、北大去看大字报。在那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像海洋一样淹没了整个校园，“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挂着牌子，或接受批斗，或打扫马路、干苦工。
我在北大第一次惊奇地看到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少奇同志早在“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是一位极受爱戴的党的领袖，又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子成了“走资派”？我对于这场突然到来的运动越发无法理解。从清华、北大回来，机关的造反派受到鼓舞，马上给市总工会主席彭思明、秘书长卢焕章和几位副主席在脖子上挂上了“走资派”的大牌子。机关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中层以上干部人人自危，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不久，各产业工会主席、中层干部也都被勒令靠边站了，我是市教育工会负责人，自然也在这个队伍之中。我们系上围裙，在食堂打扫卫生，为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服务。我管收钱和粮票，晚上打几次算盘也对不上账，第一天下来就短了十来斤粮票。晚上回家荣英一听，二话没说，急忙把家里视为命根子的粮票抽出十斤，第二天马上给补上了。我们有时躲在偏僻小屋里通读《毛选》，晚上大家睡在一间大屋子用苇席稻草铺垫的地铺上。外面不时传来批斗“走资派”的呼喊声，好像我们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但大家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什么时候也被揪出去批斗。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宋硕、陆平、彭佩云等“黑帮分子”的大字报，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立刻感到风暴可能要刮到自己身上。因为我在市教育工会，过去经常被当时任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宋硕找去参加会议，并时常向他们请示工作。第二天早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班，一走进办公楼，就看到楼上楼下贴满了“李春必须交待与黑帮分子宋硕的黑关系”等大字报。这时我倒冷静了下来，心想我和宋硕之间完全是公开的工作关系，不存在任何阴谋诡计，而且像聂元梓大字报里揭发的，镇压北大“文革”运动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在上午造反派让我交待问题的会上，我按着工作日记上的记录，哪年哪月哪日，参加宋硕公开的什么会议，会议内容是什么，照本宣科念了一通。我的“不恭”态度惹起造反派的不满，有人大声斥责：“叫你交待问题，谁叫你背会议记录！”因为查不出我有什么实质性问题，揭批我的大字报陆续贴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