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联大师生在战争环境中上课（场院当课堂，背包做椅凳，膝盖当课桌）
我们在农村仍然坚持学习，一座封闭的农家小院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课堂，砖头和土坯块儿就是课椅，屈起的两膝就是课桌。风和日暖，在露天上课，倒也惬意，刮风下雨就不好办了。有一次上历史课，齐衡老师正讲得入神，忽然一阵大风把齐老师的讲稿刮得满院乱飞，同学们一跃而起，马上投入抢救讲稿的战斗。学生使用的笔记本是用黄草纸自己订的，钢笔是用一截秫秸秆插上一个笔头制成的，墨水是自己用颜料配制的。
我们的大学虽然极其简陋，但学的却是世界上崭新的社会科学，老师都是著名的专家教授。陈唯实老师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何干之老师讲《新民主主义论》，胡华老师讲《中国革命史》，何戊双老师讲《世界政治》，俞林老师讲《边区建设》。老师带领我们走进革命理论的新天地，并通过土改、解放区生活实践，帮助我们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五六十年过去了，我们虽都已是鬓发斑白的老人，但大都不改初衷，仍然是坚定的革命者。
学习民主自治，参加生产劳动
我们的学生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习文化活动。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苏星、学习委员戴卓、文娱委员徐禾，我是生活委员，他们解放后都成了知名教授或党政领导干部。虽然我们所处的条件异常艰苦，但在学生会的组织下，年轻人在一起，总能把生活搞得红红火火。我们集体早起做早操，还有跳绳等多种游艺活动，每天歌声不断，有时还要排戏。文娱委员知道我不太会演戏，只让我演些群众角色。有一次，我在一出戏里扮演一个民兵，没有台词，只是端着枪从台左边出场追赶前边的敌人，然后从台右边下场。因为从未登场演过戏，所以一上台就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
李春（右二）、荣英（左一）与联大政治系老同学于洋（左二）、杨桦（左三）、春燕士（右一）在人大校园内合影
为扩大边区财源，减轻政府负担，学校师生每年都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粮，学生每人每年大概是交40斤小米。学生会通过组织学生生产劳动，想方设法完成交公粮任务。穿了一冬的棉衣，我们脱下来自己拆洗。女生负责洗涮和缝领、袖等难做的活儿，男生管挑水，手巧一点的还可以帮助女同学缝制，完成以后就把公家发的拆洗费作为公粮上交政府。纳鞋底也很有意思，不管是男生女生，开大会时人手一只鞋底，穿针引绳，“唰唰”地纳个不停。
生产肥皂则是我们小组的专利，本组有一位来自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同学，叫吕扬，他晓得生产肥皂的工艺。我们组建了一个“红星皂厂”，就请他当“总工”，我们当小工。利用假日到辛集买回牛油、火碱等原料，从老乡家借来铁锅和瓦盆，又刻了一方“红星皂”的模具。课后我们在村外挖一个坑，支起铁锅，在“总工”的指挥下，我们烧火熬油、兑碱、兑颜料，熬成后倒入模具，“红星皂”就可以包装出厂了。我们把自制的肥皂交到合作社，领回边币[1]，除交公粮外还有富余，可以用来买纸墨、毛巾、牙粉，有时也买一只烧鸡解解馋。会吸烟的同学还可以买一包边区造的香烟，不用去卷“大炮”了。
参加土地改革
在联大两年多的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要算到深泽县和正定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土地改革运动（以下简称“土改”）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的一生中更是生逢其时的第一次。
进村以后首先是深入发动群众，我选了贫雇农尹六十作为蹲点户。老尹的父辈就很穷，60岁才成亲生子，尹六十因此得名。老尹从小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租种地主一亩半地，打了粮食交了地租就养不了老婆孩子了。夏天卖豆腐，冬天炕脆枣（把大枣去核，在火炕上烘干成脆枣），勉强维持生活，我每天同老尹下地干活，晚上坐在炕头上捅脆枣，慢慢成了家里人。“土改”结束回校后，我突然接到老尹急信，信上说他病重，很想见我一面。我急忙坐船渡过滹沱河去看望他，一进院看到老尹好好地坐在院里剥玉米，见我来了，起身哈哈大笑，说：“我想你了！”老尹在“土改”中是一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积极分子，是我的一位农民好朋友。
我在农村“土改”中，亲眼看到占有农村大部分土地、家居高墙大院、窖藏金银元宝的地主老财，也看到在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像尹六十那样的贫雇农。这就是当时农村的阶级对垒！党的“土改”政策受到贫下中农等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当他们领到土地证，在地头树起界桩时，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当工作队结束工作离村时，翻身农民赶着马车，锣鼓喧天地把我们送出很远很远。
在我临走收拾东西时，发现布满灰尘的桌上，有人用手指写了一首诗，赞扬党的政策，感谢工作队，那首诗写得诚恳、热情，表达了翻身农民的真实情感。可惜匆匆上路，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当我们回校进行总结时，普遍反映轰轰烈烈的“土改”，使我们这些初涉革命的青年了解了社会，懂得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夯实了政治思想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与学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次年春，原来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改称“华北解放区”。1948年8月，过去分属于两大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改称“华北大学”。中央任命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和原北方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副校长，经济学家钱俊瑞为党委书记兼教务长。
1948年5月，华北大学在华北解放区正定成立
吴玉章（后排右四）、范文澜（后排右五）、成仿吾（后排右六）、钱俊瑞（后排右八）等负责同志合影（资料）
我们从农村回校进行总结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到政治学院教务科，政治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对来自平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之成为革命干部。
“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以达到改造学生思想的目的”是学院进行教学的主要方法。学生刚到解放区，对“八路军是否有力量打败中央军？”“抗日战争究竟中央军是主力还是八路军是主力？”“抗战究竟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等问题，普遍存在着模糊认识。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课前汇集整理学生与本课有关的政治思想认识材料提供给教员。胡华老师每次讲课前一两周就主动向我们催要材料，在讲授中国革命史时，根据学生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有针对性地讲课。课后学员结合个人思想认识进行讨论，我们再把学生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整理成材料送给教员供下次讲课参考。通过几次反复，学生的认识问题一般能够在课堂上得到基本解决。
为了进一步加深和巩固课堂上的成果，利用冀中当年开展地道战的有利条件，把学生领到村里去，先请村干部给学生讲当年村民利用地道与日本鬼子周旋的生动、惊险的故事，然后下地道参观。这样，既有课堂上的理论教学，又有百闻不如一见的亲身体验，这又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比较好地解决了同学们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认识问题。对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改造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同学们都乐于接受，并且收效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彻底，是华北大学教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