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项工作，也很有意思，就是教员讲课时，我站在黑板旁边，遇有学生不懂或不知怎么写的词语，我及时地用大字写在黑板上，用这种方法帮助同学更好地学习。事隔几十年，现在已是鬓发斑白的老教授，有的回想起过去在华北大学的学习，仍津津有味地说：“那时吴老讲空想社会主义时，学生们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傅立叶’等人名，不知怎么写，经你在黑板上一写，才记下了笔记。”
小螺丝钉的光荣与自豪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月，我随华北大学乘坐刚刚修复的平汉路火车开进离开两年多的北平。“重进都门天地变”，大街上身着灰军装或列宁服的男女自由往来，三年前身穿一身商人茧绸裤褂偷偷离开北平的我，现在穿着一身灰布干部装，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了。故宫、景山、北海，红墙绿瓦依旧，但昔日油头粉面西服革履的青年男女已经改换了装束，朴素多了，这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2010年，人大部分老同志在成仿吾老校长雕塑前合影（右三为李春）
学校刚刚进城，尚无自己固定的校舍，但政权已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手里了，经身为中央元老、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校长请求，上级迅速把铁狮子胡同1号（今张自忠路3号）等大批房产划归学校使用。铁狮子胡同1号是西太后时期满清政府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后来成为段祺瑞的执政府，日伪时期则是侵华日军冈村宁次的司令部，解放后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人民的高等学府。我们政治学院院部设在东城沙井胡同，我就工作、生活在这里。
华北大学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吸收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使他们经过短期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后，能够到各个地区去接收城市，开辟新区工作。当时，华北大学除在北平大量招生外，还在正定和天津设分校，在校生达万人，前后毕业学员近两万人。
1949年华北大学毕业典礼时，中央和校领导步入会场
［左起：成仿吾、聂真、朱德、吴玉章（着黑衣者）、何戊双，吴玉章左后为李春］
记得举行学员毕业典礼大会时，朱德总司令、郭沫若等中央领导来到几千人的大会场，鼓励毕业学员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学员们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革命热情达到了高潮。一批毕业学员随南下大军开赴江南，我每天骑着刚刚学会的自行车到西皇城根原中国大学，当时已成为华北大学的政治学院学生上课的地方，了解情况，整理汇报，又忙了半年多。为迎接革命胜利而培养革命人才的华北大学，在冀中解放区和解放后的北平，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历史任务，我作为革命高潮中革命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自然感到光荣和自豪。
2011年，春英与50年代的人民大学老朋友石磊（右一）、木林同志（左一）在石磊同志家中畅叙友情
1949年10月1日，我和全校师生光荣地参加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的方队就站在天安门前国旗旗杆旁边，目睹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亲耳聆听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典之后举行提灯游行，当我们通过天安门前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一边向我们挥手一边高呼：“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
文艺学院组成的大腰鼓队把腰鼓擂得震天价响，我们欢呼雀跃，不停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几十万人提灯大游行，天安门广场顿时成为灯光的海洋，十里长街流动着长长的“火龙”。那峥嵘的岁月，欢庆的时刻，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此生有幸，能够亲历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光荣、自豪、责任感充满心头。
工会工作20年
进城后，成仿吾校长提议成立教职员工群众组织——华北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当时刘少奇同志认为教师是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同志到校讲话时，建议华北大学建立教育工会，全校教职员工热烈响应。
1949年8月，华北大学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通过工会章程，选举老红军、校行政事务部长鲍建章为校工会主席，资深教师教务科长何戊双为副主席。华北大学率先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成立工会，这在中国工运史和教育史上都是第一次，意义深远。时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在中国教育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过去中国老百姓供奉天地君亲师，现在教师从神龛上走下来成为工人阶级光荣的一分子，这是一次伟大的阶级转变！”教师特别是身经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教师们领到“工会会员证”都非常高兴。
我的老师和领导人、校工会副主席何戊双，通过人事处很快把我调到校工会办公室，做了专职干部，每天做的都是发会员证、收会费、写通知等一些琐碎的具体事务，所以我心里有些不耐烦。这时领导突然通知我去学习，我的这种不正常情绪，随着暂时离开工会的工作岗位而平静下来。
1951年，李春（左）与老师何戊双（中）、同学苏星（右）在人大钟鼓楼前合影
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工会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创办了全总干部学校。因为华北大学工会是全国教育系统中首先建立的一个基层工会，所以也分配到一个入学名额，校工会主席副主席自不必说，就是各部长也都是学校的中层干部，都脱离不开工作，于是领导决定让我去学习。
1949年11月，我整装进入设在天津的全总干校（原美国兵营），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20世纪30年代党的领导人、工运领导人李立三任校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哲学家艾思奇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史》由李立三亲自讲授。艾思奇讲课一字一句，非常严谨，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书稿，无需改动一字。李立三校长讲课没有讲稿，一根烟接着一根烟，边抽边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3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尽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联系个人亲历现身说法，深刻生动。当讲到“左倾冒险主义”时，他说：“猪碰到南墙时还知道回头，但我几次碰壁都不回头，连一头蠢猪都不如！”他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令学员深为感动。
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人，工人运动专家分别讲授《国际职工运动史》、《苏联职工运动史》和《苏联工会工作》。这三位专家对工人运动的理论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学员亲和友善，上课很讲礼仪，上了讲台，先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梳子和小镜子把头发梳理整齐，然后才开始讲课。20世纪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当时还很年轻的阎明复担任俄语翻译。我们每天坐在课堂上记笔记，累得头昏眼花。
1950年5月我毕业回校，体检时X光透视查出得了浸润型肺结核。虽然得了在当时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慢性病，但能在短期内接受一次工人运动理论的洗礼，还是值得的。在干校（即中华总工会干部学校）有一个喜讯：1950年1月15日，经人大党委批准了我长达四年的入党要求。从此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更积极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