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春在下放农村劳动前和妻子女儿的合影
冬天来了，山谷来风，吹得身上透心儿凉。我们穿好棉衣裤，仿效社员，腰里系上一根麻绳御寒。冬天农活不多，每天由队长领着到山沟里去“叠坝”(即修筑石坝)，防止明年山洪冲坏农田。社员不带什么工具，都是就地取材，砍下一棵胳膊粗的树枝做撬杠，用树的枝条编成绳，社员们就用这些工具把几百斤上千斤的大石头抬起来，垒成一道道的石坝。农村不乏能人，一位叫长青的社员，三十多岁，特别憨厚，力大无比，一个人能背起四五百斤重的大石头。在他们面前我们显得异常渺小。这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共和国的脊梁正是他们。
燃料对农民来说，始终是生活中的一大问题。一夜忽然刮起七八级大风，城里的人们正缩在棉被里酣睡的时候，这些农民却要在半夜里爬起来，背着特大的柴筐，顶着刻骨的寒风，到山边子去搂柴禾去了。因为大风把山边和地上的柴草都刮到一些沟沟坎坎的地方去了，他们轻易地就可以搂到几筐甚至十几筐柴，一夜的辛劳换来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温暖，无异是天赐的良机啊！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靠着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也养育着几亿、十几亿炎黄子孙，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度过了60年代的饥饿和“十年动乱”初、中期的破坏，农村经济逐渐复苏，看到社员可以吃到黄澄澄的玉米饼子，虽然还很困苦，但比十年前吃代食品那会儿好多了。年终时社员排着队到公社去“兑现”，一位社员分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劳动所得，虽然人均收入仍然很低，但比刮“共产风”时，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的时候好多了。有的社员穿上了里、面三新的皮大衣，年轻妇女的穿着也日见花哨。有一位妇女竟敢穿着红丝绒的小袄上工干活，成为田里的一个亮点，吸引了很多男青年的目光。有的大胆调皮的男社员，凑到妇女身边尽情地调笑，有的出言粗俗，简直就是挑逗，而妇女并不真正生气，勇敢地与之应战。大家在地里劳动，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谈笑，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如果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人们的生活将是何等的幸福！邓小平的“小康”之说，十亿农民是首先举双手赞成的。
过去我曾多次到过农村，但像这次下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第一次，这使我更直接、更具体地认识了农村和农民，这一段短暂的农村生活让我终生难忘。
新家竟是“老鼠乐园”
1970年初，人大教工要下放到江西去办“五七干校”，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被准许同荣英一起到江西干校了。出发前夕，荣英在大雪天滑倒，左手挠骨远端骨折，只好暂时留下来养伤。这次去江西没有归期，我们已经做好不回北京的准备。因此，家里所有的东西，箱子、柜子、行李衣物自不必说，连坛坛罐罐也都带上了。在岳父的帮助下，我们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把要带走的家具都打上了夹板，捆上草绳，衣被都装进几个大行李袋。凭着岳父的功夫，一切都包装得非常坚固，即使运抵海外也不会散架的。五一节，荣英手上的石膏刚刚拆除，我们就被动员去江西了。
干校选在江西东北的余江县，就是毛主席曾赋诗《送瘟神》，歌颂消灭了血吸虫的那个余江。具体地址在刘家站原垦殖场，而家属则暂时安排在锦江镇。大队人马早在五个月以前就已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我们到了，接车的接车、卸船的卸船。先期来的同志们还有一些孩子也跟着，拉着车，推着东西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新家”。我们来得晚，被安排在镇上一户人家的厨房，正房早已有先期到达的几户落住。因为是厨房，墙壁被烟火熏得油黑，江西村镇为了防贼，房间的窗户都很小，厨房的窗户更小，也就是一尺见方的一个小窟窿。白天如果不点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是个老房，又是厨房，所以屋里的老鼠特别多，也特别大，大的足有一尺来长，在梁上跳来跳去，目中无人。夜里简直就是老鼠的世界，嬉闹、追逐、打架，房上“唏里哗啦”乱响，而且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叫声，没有几分胆量还真不敢在这里住下去。可是，因为我俩要到五十里开外的干校去劳动，不得不把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女儿李星留住在这里。
1976年，春英送女儿插队时留影
女儿独自一人住在这个黑暗的“老鼠乐园”，每天自己到食堂去打饭吃，到当地的小学去上学，还要时常挑起几十斤重的大粪桶走十多里路到校办农场去劳动。除此之外，她每天晚上还要参加大批判，回到这个充满恐怖气氛的新家常常是晚上九十点钟了。我们在干校一个月一大休，大休时，孩子早已把小泥炉的火生好，打来开水，打好饭菜等待我们的归来。孩子本来就很要强，经过这一番磨练，变得更加坚强了。
采茶人
这里是丘陵地带，红壤土、酸性地，适合种茶。满坡绿油油的茶树，满畦黄澄澄的油菜花，在山坡畦间夹杂着红墙褐瓦的村落，这里是江南又一种自然美丽的世界。
我俩被分配到干校第五连，我先后参加采茶、打石头、养猪等劳动，荣英则被分配到菜班种菜。我被临时安排住在连指导员安维华住的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第一天早上，我早早挎上茶篓和早来的老“战士”（下放劳动干部称“五七战士”）到茶园去采茶，只见满坡的茶田连绵不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茶田，更是第一次采茶。清明刚过，在去年老的枝叶上新生出来的茶叶翠绿娇嫩，水灵灵地，煞是迷人，这时正是采茶的旺季。老“战士”们像一些熟练的茶工，在茶垅间不停地采着，我过去只看过“采茶扑蝶”舞蹈里，演员用轻巧的纤手有节奏地采摘的艺术表演，但从未亲自采摘过。老“战士”吴赛珍耐心地教我如何把新生的一芽两叶，用右手拇指和食指、中指用劲儿但却又要轻轻地揪下，不能采老叶更不能折老枝，保证新茶的质量。看着容易做着难，当我采满一篓去交茶时，验收员发现我的茶篓里混杂着一些老的枝叶，当即给予批评。鲜嫩的枝叶运送到干校的茶厂，用机器烘干、揉捻初步加工后再送到上饶茶厂精加工成绿茶、花茶。过去常常喝茶，现在能把自己采的茶供给别人喝，多少有一点成就感，心中自是喜悦。
打石匠
为了营造几千名教工和家属住房，几乎是全校总动员，掀起一阵采石加工、修建住房的热潮。许多老师（其中不乏一二十年以后成为国家甚至世界级的专家教授）蹲在三十多摄氏度高温的打石坑里，用简单的工具打眼、切割，采出一块块红石。一座座庞大的打石坑，加盖上天棚就成了打石工的宿舍，人们把它称为“水晶宫”，有的大石坑在大雨过后成了水塘，成了“五七战士”的游泳池。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打石工，任务是把从地下取出的红石，按一定规格修理成砌墙的石料。每人一把锤子、一根钎子，先按要求的尺码划线，量角，然后抡起锤子一钎一钎地凿，最后要修理成一块边角90度的长方体石料。开始时掌握不好，凿了一两个小时，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结果凿出一块像拧了麻花似的废品，不免有些泄气。后来，慢慢地掌握了要领，才打出一块块合格的红石。我们的祖先从旧石器时代千万年来就和石头打交道，能工巧匠借助简陋的工具，创造出像敦煌龙门和云岗石窟那样精美绝伦的石雕艺术，丰富了祖国的艺术宝库。我也有幸拿起锤子打石头，成品虽然简陋，但它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件“艺术品”，自然心满意足，又增添一些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