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采够了修建的石料，又经过“五七战士”中的能工巧匠日夜辛勤劳动，校部、宿舍、幼儿园、中小学、商店、医院等一批批红石房舍在大家的手中建起来了。我的家也从锦江搬到了干校，分配给我俩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大玻璃房子特别豁亮，很是满足。女儿开始读初中，住在子弟学校，星期日放假回家，她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
猪倌
在干校过的几乎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生活，房子自己造，菜自己种，猪也自己养，我有幸当了近一年的猪倌。当时我和经济系的马健行、原编译室的曾宪森、陈叔平等同志住进与猪圈只有一板之隔的一间小屋里，虽然与猪不同吃，但至少是“同住”了。猪多饲料少，只能靠池塘里的“水葫芦”填饱猪的肚子。猪营养不良，自然肥不起来，瘦猪满圈，让“秀才们”束手无策。
“秀才”养猪，更是闹出许多笑话。一头白猪几天不爱吃食，法律系的毛天祜在干校自学成了一名兽医，猪得了一般的病，她都能看。虽然她是一位女同志，但就连公猪去势，也手到擒来。可是对大白猪究竟得的什么病，始终没看出个名堂。眼看着大猪的病情日渐沉重，不但不吃食了，而且肚子也胀起了很高，没办法，只好请来公社的兽医。兽医从大白猪的肚皮里插进一根塑料管，肚子里的积水顺着管子缓缓地流了出来。兽医说：“大家都先去吃饭吧，等水流完了，猪就得救了！”我们这些猪倌们几天来的愁眉这才有些舒展，觉得有希望了。等吃过午饭回来，一看大白猪肚子瘪瘪的，躺在那里连气也不喘了。第二天厨房的菜锅里炖了大半锅猪肉，“战士”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而我们这些猪倌们都不忍吃，勉强地吃了几口饭，然后离开了饭厅。
马健行是我们的班长，他的小儿子马自强跟着他和我们同住在猪舍里。当时他还没上小学，天天和我们一起喂猪，也称得是一名小猪倌了。一天，他从猪圈出来，惊喜地告诉我们，母猪要生仔了，可我们这些专职的大猪倌竟没有一个人之前知道母猪怀孕而且要临产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不容分说地急奔猪圈，看到母猪卧在冰凉的地上，正在艰难地分娩。我从隐蔽的方向偷偷溜进猪圈，把一捆稻草塞到母猪的身下。母猪以异常的眼神审视着我，乘其不备，我又急忙把刚刚生下来的小猪仔抱出圈外，用温水清洗干净，再偷偷送回母猪身边。后来听说母猪临产，你若动它的崽儿，它就要张开大嘴咬你。可能这头母猪看到我对它和它的崽儿没什么恶意，所以也就没对我采取什么极端的行动。
拉断牛鼻绳
一天，我在猪舍外的草地上看到一个放牛的孩子，因为牛被惊跑了，他追不上、抓不着，急得直哭。看到可怜无助的孩子，我这个“五七战士”得来帮这个忙。我跑过去想抓住牛缰绳，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从牛的背后悄悄地接近，猛的一抓，缰绳终于被我抓住了。缰绳是套在牛鼻子上的，只要抓住牛鼻绳，它就乖乖地跟你走。没想到，我突然这么一抓，牛被惊吓得乱跑，我紧紧地揪住缰绳，被惊吓的牛不但没停下来，反面狂奔起来。我几乎拽不住了，随时都有被踢倒的危险。牛把我拖得东倒西歪直打趔趄，任凭它怎么凶，我是绝不会撒手的，我心想在危险考验面前一定要顶住。我更用力地揪着缰绳，坏了，缰绳一下从牛鼻子里挣脱了！放牛的孩子绝望了，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傻了，想帮忙反倒帮了个倒忙，想做好事反倒做了一件蠢事。后来，还是江西“老表”帮孩子抓住了牛，给套上牛鼻绳。说也怪，牛乖乖地听江西“老表”的指挥，放牛的孩子也破涕为笑了！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天早起，全连大扫除，我们几个猪倌负责猪舍的清扫。我看到猪圈墙上有两块石头快要掉下来了，就用双手抓住，想用力把它扶正归位。没想到上边的一块大石头因为下边晃动，重心失准，“吧嗒”一声掉了下来。这块大约长50厘米、宽30厘米，足有几十斤重的大红石正好砸在我左脚的拇趾上。我“哎哟”一声，左脚顿时失去知觉，急忙扒掉鞋一看，鲜血从厚厚的线袜里流了出来。
1972年，李春在江西“五七干校”
我一瘸一拐地赶到连队医务室，李大夫为我清理伤口，做了消炎、包扎等简单的处理，说是粉碎性骨折，叫我赶快上校部。我拄着拐，急忙赶到三四里开外的校部，搭乘一辆拖拉机赶到了三十里以外的鹰潭镇医院。没想到，这里的外科医生都下放了，其他科的大夫没有敢处理这种外伤的。正在踌躇无助的时候，忽然两位身着军装，外罩白大褂的年轻人热情地招呼我。看过伤口，他们就用纱布把大脚趾和二脚趾紧紧地给缠在了一起，说“我们已经把你受伤的大脚趾给固定住了，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回去休息几天就好了”。当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在我无望的时候，有解放军战士热情勇敢地为我进行治疗，赞叹还是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好；惧的是，这么严重的骨折，连起码的消炎处理都没有，一点科学态度都不讲，这怎么了得？我不得不惊讶那个年代大讲突出政治，把科学技术诬为单纯业务的观点，险些把伟大的人民军队给带到邪路上去。
我不得不拄着拐去另寻医院，一家公社办的中医诊所仔细为我检查了伤口，做了消炎处理，让我先服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汤药，等肿消了再给左脚趾上了夹板，让它保持稳定，慢慢恢复。因为需要每天服药、换药，我临时住进了鹰潭旅馆。情况紧急，从干校出来时我没来得及告诉荣英，在鹰潭打电话也极不方便。正在无奈之时，荣英一个人从干校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有了她的照顾，我的心也踏实多了。回到干校以后，上校队医院检查、换药，都是她拉着“排子车”（一种两轮木制的板车）接送我。荣英每天为我打饭洗衣，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不善于谈情说爱，但患难时刻夫妻情深，我想这就是最真实和最美好的爱吧！
极左余波
20世纪70年代初期，“文革”最惨烈时期虽已过去，但仍旧在继续着。在干校里仍在进行着“斗、批、改”，先后召开全校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大会。此外，在各个连也有一些批斗对象，有的竟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自寻短见了。
经济系青年教师薛某因涉嫌是“五一六分子”，进了住校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为此，连队专门成立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小分队。“军宣队”领导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薛某如果不是“五一六分子”，那人大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板上钉钉，必须拿下。可当我们看到有关他的材料时，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什么“五一六分子”的，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心里有了底，每次批斗都是表面文章，只有校部政工组派来的一位干部板着面孔，敲山震虎，穷追猛打。薛某冷面相对，后来竟转守为攻，针锋相对叫起板来了。随后几个月薛某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批斗失去了个人自由，甚至在他爱人要回北京时，竟不给夫妻俩一次见面的机会。薛某的面容显得憔悴，头发也秃了两三处，据说是因为精神因素造成的“鬼剃头”（即斑秃）。
我总想告诉他，“你没问题的，要挺住”，好让他心里有点希望。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人敢向他这么说，只能在批斗会上，以批判教育的方式向他表达这样的信息。揭批了几个月，任何问题也没揭发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薛某随着大队一同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北大经济系，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青年经济理论家，而小分队的几名老师也都分别成为知名的专家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