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布的“五七指示”一声令下，大批知识分子从如同象牙之塔的高等学府转移到了荒僻的山野乡村，从教书写文章到种地、养猪、打石头，离开冬暖夏凉三气俱全的高楼，住到了工棚石坑甚至是猪圈、牛棚。这么强烈的变化在人的心理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一位资深的党外教授自寻短见了，还有几位年老多病的教工和家属也一去没有回来。另有些人因为在干校不适当的劳动造成身心的损伤，付出了一些不该付出的代价。三年来，我们夫妇俩和三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积极参加劳动，一家五口都被评为“五好战士”，经受了一段艰苦的锻炼，也收到了很多难得的收获。
踏冰冒雪上井冈
1971年，来干校第一个春节，加上大休共有一周的假期。我和荣英带上女儿开始了来干校后的第一次旅游——井冈山之旅。
1971年，春英与女儿瞻仰毛主席故居
我们先乘火车到长沙，游览湘江、橘子洲头和岳麓山之后，赶至株洲搭乘汽车到了湘潭韶山冲毛主席故居。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过去只在报刊、电影上看到的掩映在小山坡下、苍松翠竹中的一座老屋和池塘。一颗耀眼的星就是从这里升起，照亮了中国沉沉的大地。在故居墙上挂着毛主席家中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的遗像。时间的隧道又把人送回到历史的开篇，革命情怀、历史的沧桑感在胸中油然而生。
为了方便游览，这里有直通井冈山的大巴专线，虽然路上要走三天，但票价只要9元钱。上车时一看全是人大“五七战士”，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井冈山之路。井冈山处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方圆四百余里，素有“四百里井冈”之称。井冈山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自然是大家仰慕已久的革命胜地。我们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开始了这一红色之旅。
客车刚到山下，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这在江南是很少见的，可偏偏让我们给赶上了。为了保证旅客安全，汽车公司发出了停运通知。可这一群人大教工革命情结厚重，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于是就说服动员汽车司机无论如何也要拉我们上山。司机师傅是一位解放军复员战士，革命精神也很足，被这一群革命旅客的热情而感动，毅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为了安全起见，他把车轮安上了防滑链，并带上锹镐，和我们商定，如遇冰雪，大家下车帮忙铲冰除雪，我们欣然同意。
1971年，春英与女儿在井冈山黄洋界
汽车在高山峡谷间盘旋，在积雪的山路上爬行。我们坐在车上只顾着高兴，早已忘记危险，一路高歌猛进。汽车爬上了井冈山重要关隘——黄洋界，火炬塔高高地耸立在山巅，隆隆的炮声好像在耳边响起。朱老总和红军战士挑粮上山的小路就在眼下，一路上游览故居，参观革命遗迹：大小五井、红军墓、八角楼……让人好像又回到艰难的岁月。
经过两三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井冈山的首镇茅坪。为了答谢司机师傅，人大“五七战士”们在临行前已经用大红纸写好了热情的感谢信，并在汽车里准备了一场表达谢意的联欢文艺节目。车一停靠茅坪汽车站，首先向司机师傅送上感谢信，然后演出文艺节目。工业经济系教师人称“三毛”的沈思聪，一曲笛子独奏，奏出了几十位人大教工的革命情怀。荣英自然是联欢会的主角，自编自演，唱出了大家赞扬和感谢司机师傅的心声。会上热情激扬、气氛热烈，司机师傅深受感动，一口答应参观过后，再把我们送回南昌。
茅坪虽是山上的一个小镇，但却是当年朱、毛会师的革命圣地，历史意义重大，蜚声中外。但当时在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下，竟把朱、毛会师说成是与林彪的会师，还有一些故居、遗迹也有类似明目张胆的篡改。好在历史是公正的，粉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革命历史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距离归队只有一天多的时间了，司机师傅驾着大客车，风驰电掣，一路赶到南昌，我们忙不迭地登上东去的列车，经进贤过余江到了刘家站，当我们踏进干校连队大门时，虽然晚点名已过，但说明原因后顺利归队。啊！这个大休和春节过得紧张、愉快而有意义！
在迁回北京之前，干校又组织全体教工及家属参观了一次井冈山。我的女儿李星除了这两次，1983年在人大党史系学习期间，作为业务实习又去了一次井冈山。我的两个儿子小军和小元16岁初中毕业即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到江西干校探亲时，我俩给他们带上路费，他们也先后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和井冈山。我们虽然没能参加井冈山的斗争，但一家两代五口人不只一次地登上井冈山，瞻仰革命遗迹，缅怀先躯的丰功伟绩，这段历史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69年，春英送儿子小元到内蒙古军垦时留念
重返北京
1972年，经北京市委决定，人大的江西“五七干校”解散，全体教职工和家属分批返回北京。我站在起伏的丘陵地上，看到一排排整齐的红石房、满坡翠绿的茶林，在阳光照耀下静静地立在那里，这是一个大的垦殖场，也像一个大的社区，三年艰苦劳动，苦心经营，现在要走了，心中茫然、留恋、叹息……
我和荣英是1972年年底离开干校回京的，当时人大校园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以下简称“二炮”）接收，我们的家早已被占用。这一群远在他乡的游子，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境地。人大“军宣队”与人大党委经过一番“密谋”，当返京的人大教工下了火车以后，由大汽车接应从偏僻的人大北门秘密进入家属区，由在那里等候的“军宣队”队员引导，分别进入早已安排好的房间，有上锁的就撬开锁，有的小战士住在里边看门的，就愣搬进去一块入住，小战士捱不过家属，慢慢地只好退出。我俩被安排在林园三楼先期搬回来的田新同志家中。他们两夫妇还有一位老母亲和两个大男孩住两间，我们住一间，算是临时招待所。
那时二炮司令部、政治部都搬进了人大校园里，连二炮文工团也搬进来了。地下还修建了功能齐全的指挥工事，各处要点都有荷枪实弹的战士在站岗，人大校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兵营了。二炮在它的“占领区”和人大家属区之间从东到西，修了一条长约一里地的隔离墙，虽不如“柏林墙”和以色列在以巴边境修建的隔离墙那样“雄伟”，但这在大学校园的历史上也是首创，自然惹起人大教工和家属方面的极大愤怨。二炮的军人白天刚把墙砌好，人大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夜间就一拥而上把它推倒。为此，军人们还在墙侧架上探照灯，安排荷枪实弹的战士24小时轮番站岗。孩子们以前一见解放军战士就亲切地向解放军叔叔问好，现在一见就叫“大兵”了，那时军民关系真是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1979年，中央决定给被“四人帮”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高考恢复后的79级新生入学用房特别困难，有的年级只能在活动房子里上课，没有饭厅，只能端着饭碗站在露天吃饭，而二炮官兵在宽绰的大餐厅里，围坐在一张张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前就餐，莘莘学子愤怒了！1979年9月8日，学生们抛开党委、团委，自发有序地走出校门游行并到新华门静坐，要求二炮给学生们以学习和生活空间。我的女儿李星入学的第一天就随大队人马去了新华门。第二天学生召开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一些资深的知名教授也站出来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专家们更从中国历史上分析论证军队占领学校的绝对荒谬。人大学生的举动，使北京甚至全国为之震动。一些因外迁在北京失去校舍的学校纷纷到人大取经。当时正在“文革”的余波仍在，多种思潮迭起，北京也正在闹西单“民主墙事件”，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和北京市委对人大学生的行动极为重视，当晚立即召开有关方面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二炮先退还给人大一万平米的房子，作为人大的应急之用。会后二炮领导坚决执行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决定，并到人大赔礼道歉。当然，人大学生此举，对全市学生、全国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党委和一些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学生的党员教授受到严厉批评。这既不怨二炮，更不能怪学生，追根溯源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停办了人民大学，让二炮进驻了人大校园。这给人大办学造成极大困难，也使二炮的建设受到很大影响，更让人痛心的是军民鱼水之情有一段时间曾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