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校舍的学校
回到北京，经过半年的休整、学习与等待，荣英和人大一批教工被集体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我则由北京市分配到北京市化工学校工作。经过“文革”的冲击，我已无意再担任什么领导，根据个人所能，希望最好去搞文献翻译之类的工作。既然分到学校，就希望当一名教师了。但是事与愿违，化工局偏让我参加学校的领导班子。我学过农业、军事、政治、工运，也学过一点文学，但从未学过理工，尤其对化学更是门外汉，除还记得几个化学元素符号和简单的分子式以外，对化工几乎一无所知。搞业务吧，不懂；搞政治吧，当时我的被俘问题还没有结论。所以我工作起来感到特别不顺手，只能服从分配硬着头皮干下去，
北京市化工学校本来是校舍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很高的一所老中专，但“文革”时期被停办，校舍被制药厂占用，教学设备散失，教师流落四方，复校时变得一无所有，办学困难重重。北京市化工局任命老干部张光三同志担任化工学校“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原北京市化工学校领导杨启泰、孟昭远、王春生、化工二厂领导张锦标和我为副组长，带领一批原学校教职工开始了重建工作。
没有校址，我们就把学校暂设在化工设备厂，没有教室就在工厂食堂的舞台上大课。上午11点多钟，我们正在上最后一节课，工人们陆续赶来吃饭了，舞台上虽然拉着一道幕布，但脚步声、谈笑声人声鼎沸，敲击盆碗声、广播声，声声入耳。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老师提高嗓门坚持讲课，学生们耐心听讲，先生可敬，学生可爱！学校没有运动场，学生早早赶到学校，沿着大马路长跑坚持锻炼，物质条件虽极端差，但师生的精神面貌却很饱满，这使我对办学看到了希望。
不久，化工局里把地安门一个停办多年，早已尘封的小制药厂拨给北京市化工学校做校舍。当我们打开药厂大门初次进入厂区时，全都愣住了。这里既小又乱，好多房间没有窗户。室内尘灰很厚，墙角挂满蜘蛛网，少年时看过20世纪30年代电影《夜半歌声》的，那种阴沉恐怖的场面又出现在眼前。但这里的地理位置千金难买，大门面对什刹海，民间流传的燕京小八景之一“银锭观山”的银锭桥就在眼前。宋庆龄、郭沫若故居，恭王府花园等著名景物，北京独特民居烟袋斜街、民族特色饭店烤肉季也是近邻，还可以清晰地听到北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房舍虽然简陋破旧，但总算有了一处栖身之地，总比寄人篱下要好，而且大环境非常理想，交通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心里踏实多了。
1991年，北京市化工学校教工在北海聚会时合影（二排右二为李春）
经过师生共同努力，首先收拾出来几间教室、几间办公室以及厨房餐厅等，大门口挂上“北京市化工学校”的牌子，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学校了，而且是经过师生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尽管万般简陋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天灾国殇
“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百年来世界罕见的大地震，学校里刚刚投入使用的房子被震塌、震裂，成了根本无法使用的危房，怎么办？推倒重建？资金、技术哪里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由教改组的冯汉英等同志设计，由后勤组的李克发等同志组织施工，由学校领导筹备资金和建筑材料，师生参加劳动，并请有关工厂支援机械、技术，大家就这样热火潮天地干起来了。
当时我55岁，在教工中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所以平时劳动大家都说“老李年纪大了，别干了”，或者尽量让我干些轻活儿。这次盖房子，我不甘落后，一锹一锹地挖地基，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经过全校师生几个月团结奋斗，艰苦努力，一座二层小楼拔地而起。我从人大借来喷浆机，由瓦工张师傅把房间喷刷得雪白。教室添置了新桌椅，宿舍购置了新床铺。新房屋启用那一天，小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我在院里亲自指挥，来上班的师生把自行车码放得整整齐齐。校门更换了坚固而又美观的两扇大铁门，我们摘下旧校牌，换上了新校牌，师生笑逐颜开，欢庆母校的新生。因为这所新的校园是师生自己动手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大家觉得格外亲切，比住高楼大厦心情还要高兴。
人有旦夕祸福，1976年华夏晴空霹雳连连闪现。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7月6日，开国元勋朱德元帅过世；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逝。1月8日，早晨我在骑车上班路上，忽听广播里哀乐低回，就知道这是一个大的不幸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被“文革”糟蹋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热爱他的人民的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周总理是一代良相，完美的化身，国失栋梁，华夏大厦将何以支撑！惜念、忧愤之情顿生脑际。我满含热泪踏进学校大门，看到老师们唉声叹气，默默无言地瘫坐在办公室，而教室里的同学们早已是哭声一片。
校领导小组开会，传达中央、市委指示：各基层不要游行，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悬挂半旗。一些老师和同学毅然降旗，开追悼会并抬着花圈上天安门。一场以悼念总理为导火索，革命群众与四人帮之间的尖锐冲突蓄势待发。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清明节，广大群众的革命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悼念周总理的小白花像鹅毛大雪一样，一夜间挂满了英雄纪念碑周围的松柏林，悼念的花圈占满了天安门广场，悼念标语、挽联、诗词到处可见。小伙子爬上高大的灯柱去悬挂标语，年轻姑娘站在人群里，高声朗诵悼念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总理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人们声情并茂、气壮山河，以抄写诗词、演说、写血书、宣誓等形式深情悼念总理，坚决拥护邓小平，愤怒声讨四人帮。北京化工学校的同学们虽然受到领导的劝阻，但仍然抬着花圈、打着校旗前往天安门，汇入了浩浩荡荡的悼念大军中。四人帮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势，每晚调用大批车辆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等纪念物品搬走烧毁，但是第二天广场上又是一片雪白。四人帮把人民群众自发的革命活动，诬为“反革命行动”，把邓小平定为“反革命总后台”，终于动手镇压了。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暂时停息了。
又过了几个月，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些充满睿智极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家和身经百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们，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挽救了党和国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英名，他们将永远被书写在共和国的光荣史册上。
宣传先进思想也传播过错误理论
我是学校领导成员，又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因此，学校党支部屡屡叫我给党员和积极分子讲党课。过去在人大也好，在市总工会也好，都是听党委书记或领导讲党课，现在叫我给大家讲，心里还真的有点紧张，自然不敢怠慢，每次都搬出党章、《共产党员修养》等经典认真准备。记得第二次党课是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题目是：共产党员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战士。我把那一时期有关的理论文章统统阅读一遍，并结合北京化工学校师生的实际思想状况，熬了一个通宵，认真地写出讲课稿。
1991年，李春与北京化工学校老同志李秀萍、杨启泰、孔尚友合影（左起顺序）
党课开始了，我按照拟好的几个主题，先讲理论，然后用本单位的真人实事来说明。很多迸发火花的思想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我讲得动情，大家也听得有趣。现在看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当时极左路线下的错误理论，但在党课中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判损人利已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也要向师生做一些时事政策方面的报告，在错误路线下，特别是在四人帮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林批孔”等也都被搬上了北京化工学校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