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人口圆桌会议”期间，李春与人大人口研究所领导合影
（从左到右依次为：张毓宝、杨学通、刘铮、徐思莲、邬沧萍、李春）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前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做的是行政和群众工作，从未做过教学或科研工作。这次有了这样的机会，又不必坐班，在家里不受办公室事务的干扰，可以集中精力做事情，效率很高，所以特别高兴。我选了日文版《人口论》，提起笔来开始翻译，虽然从1945年以后未曾接触过日文，但因为有十四五年学习日文的基础，所以在译文时，除了少数词汇和难点，一般没有多大困难，能够顺利地译出。进入研究所头一个月我译出了约1.6万字的材料，对人口学逐渐熟悉一些了。一边看着日文，一边就可以顺利地译出，很快地过了初次翻译的难关。
创办《人口译丛》
根据刘铮所长的意见，由我和情报资料室的邵宁同志负责与另外四名翻译创办《人口译丛》。这是介绍国外人口学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动态的，作为内部发行的一份学术刊物，在全国高等学府和人口学界交流。邵宁，原是海军资深俄文翻译，也能翻译英文文章；杨魁信，解放初期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自学生时代即经常从事英文翻译工作，有多项翻译著作；延希宁，曾在国外从事英文资料工作；黄允彬，原是俄语学院高材生，既能翻译俄文也能翻译英文；张毓宝，原是天津南开大学经济所研究生，既擅长日文也懂英文。虽然我们对人口学生疏些，但外文都挺棒，大家信心十足，积极性很高。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全体人员（缺周清）合影（右一为李春）
《人口译丛》主要由我们六个人选材翻译，教师和研究生也翻译一些文章，由我和邵宁负责编改定稿。我设计了简洁朴素的封面，请孙金鉴老先生用八分字（介于隶、楷之间的一种字体），题写了“人口译丛”规范有力的四个字。人大印刷厂负责排印，我们自己认真地进行了三次校对，在清样签过字以后不久，一本新的人口学学术刊物问世了。刊物的发行工作也是由情报资料室的同志们自己干，需要发行的三四千份，让大家忙了一个上午，装上小货车送到邮局发往全国各地。
《人口译丛》从1980年创刊到1983年我离休，共刊出九期，之后在邵宁的主持下继续出刊发行。《人口译丛》曾译载过寇尔等世界著名人口学家的文章，刊出过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编辑的《多种文字人口学词典》和日本人口学家安川正彬的人口学普及读物《人口学教室》专刊。我也翻译了日本知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口理论》等理论性较强的人口学文章。当时，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人口译丛》受到各地人口研究者的欢迎，在他们的论文或著作中，时常见到从《人口译丛》中的引文。《人口译丛》在读者中的影响，对译编者是很好的慰藉，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了初步的成果。
参加编书，发表译作
人口理论研究所决定编写供本科生学习用的《世界人口》教科书，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人口学方面的教科书。此书由邬沧萍教授、侯文若副教授担任主编和副主编，我和邵宁、延希宁都分别编写一两章。能够参加全国第一本《世界人口》教科书的编写，我感到非常高兴，但自己编写的那两章质量不高，又感到几分歉疚。好在经主编、副主编的修改补充，我编写的内容没有影响全书大局，心里才觉得安生些。
进所（人口理论研究所）两三年，通过译文编写教材和涉猎大量的人口文献资料，我对人口问题特别是有关日本人口问题和世界人口问题逐步了解，在译文之余，开始试写一些人口问题的论文。我所写的《战后日本人口类型转变和人口问题》一文在本所和中国人口学会刊物《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人口论文，以后相继在《人口动态》、《日本问题》等刊物上发表过相关论文。
1989年9月到10月之间，我在北医三院做前列腺手术时，在病床上读到了荣英从家里带来的《人民日报》1989年10月31日第7版刊载的，署名李春的《80年代世界人口发展特点》的文章。199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第7版再次刊载了我的文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婚姻家庭演变趋势》。能够在中央级大报上发表文章，对于一个初学者是很大的鼓舞，更增强了我学习和研究人口问题的信心和兴趣。
1980年，李春在人大静园书房
从1978年8月入所，到1983年底离休，5年的时间就这么匆匆地过去了。可以说当我战斗正酣时，不得不根据国家的规定离休了。虽年届花甲，但我想应该趁着已经踏进人口学的大门，身体精力尚好的时候继续工作下去。于是就给自己订了一个每年10万字，到1993年要完成百万字的写作计划。
登上大学讲坛
离休后，我除了继续在《人口译丛》上发表翻译文章以外，又经研究所张凡老师介绍，相继在首钢集团和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讲授《世界人口》。过去常听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有一桶水。我必须继续掌握更多的材料，认真地进行准备，才可能把课讲好。为此，我不仅充分利用了本所资料室的有关资料，还经常到国家图书馆去搜集材料。在北戴河休养时，我也蹲在房间里，认真地备课。经过一番努力，写成了大纲和教材，对于登台授课心里比较有底了。
以上两处的听课学员都是成年人，听课认真，课堂纪律好，不必像给中学生讲课那样操心。我根据成年人文化水平高、属业余学习的特点，讲课时尽量简明扼要，标题、重点写好板书，并配以自己设计绘制的图表。但究竟学员们接受得如何，对教授有什么意见，我心里还是没底，于是就给每人发一张纸，请学员写出意见和建议。几十张纸片收上来一看，大部分人对讲课比较满意，但希望重点也就是可能考的地方，要讲得慢些，最好重复一遍，以便能够记上笔记。以后的课，我就按照学员的建议去讲，效果很好，受到学员的欢迎。
1986年6月，应老校友河北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仰溪教授的邀请，我前往河北师范大学作了《战后日本人口动态和人口问题》的讲座。河北师大人口所师生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教学研究人员一二百人到场，大教室座无虚席。课后老师们反映日本经验可供中国参考，特别是日本计划生育的理论经验过去未曾听到过，感到新鲜和有参考价值。这是我在正规大学里的第一次讲课，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
1987年，李春（左二）在戒台寺与人口情报资料室同事合影
也是在1986年，刘铮所长抱来一大包书稿到家来找我，让我负责把一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编辑成书。我打开包一看，是一堆散乱的稿子，我硬着头皮接了下来。然后，我首先向出版社写了审读报告，经总编批准后，我开始对散乱如麻的这些材料进行编辑工作。我把这些散乱的稿子一篇一篇地编改。好一些的，文章通顺，抄写也较工整，只须改动一些字句，就可以用；有的过分冗长，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删掉；有的图表、数字不准确需要重新核实；有的书稿散乱，需要挨个将问题整理；有的甚至要重新抄写。
编好之后，我兴冲冲地提着一大包书稿去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主编审阅，没想到她又给挑出了一大堆问题，特别是好些图表不够规范。我按照她的要求又一一地做了改正。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终于在1988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