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满意的盘点
关于从1978年至1991年13年间的成果，我初步做了盘点：在《人口译丛》发表译文二十多篇，约30万字；在《人口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约5万字；写讲稿约25万字；编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约30万字；共同翻译并编辑《人口译丛》1期至9期约100万字；讲课100学时；指导毕业论文；参加《世界人口》的编写工作。其中从离休的1984年至1991年间7年间，共约完成70万字，原定的每年写10万字的目标也基本达到了。这十多年间很多工作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翻译文章，第一次编写教科书，第一次写论文，第一次独立编辑一本著作，第一次讲课，第一次指导毕业论文。应该说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较有成绩，因而也是让自己较为满意的一个时期。
痴诗醉墨
1983年，中央决定实行干部离休制度。这时我已年满60周岁，经教育部党组批准，1983年12月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在人大老干部处副处长钱韵同志的积极帮助下，经解放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解放后在天津市安全局担任领导工作的石迪同志明确有力的证明和国家安全部的认证，我的参加革命时间最后定为1944年9月。
在民族危亡、日寇残暴侵略的时候，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走进革命队伍，贡献一份力量，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又和全国七十多万抗战人员一起，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我感到光荣和幸福。但想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和那些身经百战的人民英雄，总感到我的贡献微不足道。
虽然在组织上我离休了，但我仍然在坚持工作着。1991年9月18日，长子小军突发脑溢血，大手术后成为植物人，我和荣英在病房中轮流看护，我才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转眼间，我已经迈进古稀之年的门坎了。加上我在经济、统计学和外文方面的先天不足，在人口研究方面很难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就真正地离休了。
“痴诗醉墨情怀雅，漫步轻拳筋骨强。战略三分功就日，千觞美酒笑《河殇》”。我是一名革命者，虽然离休了，但是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仍然是我始终不变的情怀。另外，吟诗习字，追求高雅；走步练拳，增进健康，成了我生活的基本内容。
少年时，我曾在家庭环境中受到过关于诗词的一些熏陶，以后几十年忙于工作，虽无暇顾及，但常怀揣唐诗小册子，工作之余，车中路上，时常背诵，好像自己胸中也奔涌着万种诗情。1977年当周总理、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都分别写了四言长诗和七言诗悼念。我还曾在北京化工学校学员赛诗会上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七言诗。当时都把它作为了律诗，其实平仄不合，也无工整的对仗，哪里能说得上是律诗呢？以前，我总觉得旧体诗格律，条框繁复，不敢问津。后来，通过学习王力老先生的《诗词格律》，感到格律严谨的诗，音韵和谐，琅琅上口，确比自由体好得多。
1991年7月，在鸭绿江畔亲密战友田羽同志家中做客，蒙兄嫂及全家真诚相待，生活在欢乐友爱之中，加之江山秀丽、建设恢宏、火热的感情在胸中涌动，一口气写出了八首按格律写成的诗。1991年9月至1992年底，在病房看护小军期间，备受惊、忧、伤、痛之苦，感情激荡，在湖边漫步低吟，孤灯下沉思，竟一连写出了十七首也是基本上按格律写成的诗。从此，诗兴大发，连续写出了袒露胸怀、怀念战友、寄语亲人、歌颂祖国、钟情山河等内容的多篇诗作。其中有一些曾在人大的《求是园诗词集》、《东方诗词》、《燕京诗词》等刊物上选登。
2001年，在荣英外甥女张虹的热心帮助下，我把写出的一百多首诗，编印成《华发诗选》分赠给朋友和亲人，得到热情鼓励和充分肯定。挚友马天启，老朋友、诗人马德俊，九十高龄的老友黄洁老，老同学乔崧等还热情赠诗，予以鼓励。
此后，我的诗兴未减。2001年7月，我到黑龙江省大海林看望侄儿凤林、侄媳秀娟及诸孙女，受到极其真诚的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气氛和迷人的大自然风光感染了我，我一口气写下了十余首诗。
1995年，侄儿凤林（右三）、侄媳秀娟（右四）及其幸福的一家
非典期间，我为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精神所动，赋诗以赞。我的老同学、好战友周正逝世，我含泪吟诵悼诗。迁居回龙观，购房、装修、搬迁，我以自由体诗记载了甘苦的体验；并写出五言排律《回龙观文化居住区抒情》一首，抒发了迁居回龙观的喜悦心情。
1955年初，老朋友王国璋教授相继以《颐和烟柳》、《校园忆旧》组诗相赠，我有感于国璋同志的诗情厚谊，依原韵试和。受原诗的启发，我借助于原诗优雅的诗句，融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完成的19首和诗，自觉诗意出新，感情真挚，是我依韵和诗的新记录。
2010年，李春（右）与诗友王国璋教授合影
2005年5月，我写完《祝贺树刚婿50岁生日》时，又积累了百十多首诗。我原想出一本《诗草》的续集，后根据荣英的建议，从《诗草》和此后的百十多首中共选出近200首，合编成《华发诗选》。我为《华发诗选》题写了集名，写了序诗和跋诗。原本计划自己印制，但老朋友马德俊看过诗稿后，力主找出版社出版。经他与他的老朋友吴开晋教授的热情帮助，由香港新天出版社作为《新天文丛》出版。这次印刷选纸精美，编排整齐，字号大，便于老年朋友阅读。封面朴素大方，较《诗草》提高了档次。8月开始陆续向亲友、校内外老朋友三百多人发送，也分别赠送给人大图书馆、故乡北安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馆藏。过后收到许多朋友的书信和电话，国家图书馆还为我颁发了馆藏书证明，使我备受鼓舞。
痴诗醉墨
离休后的二十多年间，学诗写诗成为我持续的追求，培养了我的高雅情操，提高了文化素养，锻炼了思维能力，并以此为媒介增进友谊，因而生活得更充实、更快乐。
我反复阅读唐诗宋词经典著作，也认真向鲁迅、臧克家、沈鹏等现当代名家学习，毛主席和“五老”（朱德、董必武等中央五位老人）的诗词当然更是我的范本。我订阅了《中华新词》，也经常关注其他诗刊的优秀作品。《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诗韵新编》、《诗词格律》则是我词语和格律方面的老师。为做诗，做出好诗，我的确也下了一些工夫。有时甚至吃饭、睡觉时都在琢磨，以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乘汽车、城铁，更是酝酿诗的好机会，往往一趟车下来，一首诗的雏形也完成了。
二十多年来，我能坚持下来，并有所提高，除了自己的勤学苦练，更有诗友们的热心帮助，从相互交流、唱和之中，向诗友们学习。马天启长期从事新闻和文教工作，著作甚丰。在政治运动中，因文获罪，受到不公正待遇。落实政策后，虽鬓发斑白，仍笔耕不息。我和马老早在中学时代就书信频传，历时半个多世纪，友谊长青，他对我诗文方面的启发帮助，令人终身难忘。他以古人“二句三年得”，“只为一字稳，捻断数根须”的生动事例，力主为诗要反复推敲，不可有“敏捷”之作。我们经常交换诗作，我从中受到深深的教益。遗憾的是马老因年高多病已经离去了，我为失去一位使我终生受益的老朋友而感到悲痛。现摘录和诗两首存念。
雪泥鸿爪缀西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