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政治理论上辨别真伪的能力不够，而且也缺乏必要的知识。有一次讲国际形势，说到“第一夫人”时，我解释说是总统的第一位夫人，会后有的教师善意地给我指正，我才知道闹了一个大笑话。当时流传不少政治笑话，讽刺无知的领导人，有某副总理不知李时珍是谁，竟在会见外宾的会上问李时珍来了没有？某总编辑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等。没想到这样的无知我也有份。
我也经常要写一些总结、报告、讲话稿之类的材料。有一次校领导要我帮助起草一份第二天要用的讲话稿，我答应下来了。正赶上荣英在陕西参加农村“四清”时结交的一位女友带着孩子应邀来访。晚饭后，我陪着荣英坐上103路无轨电车赶到北京站，大概要在车站等六七个小时才能接到客人，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写那份讲话稿。候车室里熙熙攘攘地不便写作，我另寻一处偏僻的地方，坐下来开始工作。因为没带参考材料，只能冥思苦想。天将熹微，载着远方客人的列车行将进站，我这一篇急就的文章也收笔了。写这篇稿子又用了一个通宵，而且这个通宵，不是坐在椅子上、伏在桌子上，而是席地而坐、屈膝而写的通宵。虽然质量不高，但总算交了卷。
不懂后勤业务的后勤领导
主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老孟，因身体不好休养了。领导班子里要有一位代替老孟兼管这项工作。我一看，其他几位同志似乎都离不开，只有我还抽得出来，于是就自告奋勇分管了后勤工作。我从来没做过后勤工作。既没管过伙食，也不知如何去做水电、修缮工作，更不懂财务会计。不过我手下有两员大将，一是后勤组副组长赵立军，他是海军复员转业军人，吃苦耐劳、兢兢业业，所以由他管食堂和总务。副组长李克发，是北京化工学校的老毕业生，聪明能干、年轻有为，由他管修缮，调配工人和汽车。此外，医务室有老同志武大夫，财务有专业会计方德明主管，各司其职。
1999年，春英（左四、左五）与北京市化工学校部分校友合影
我不懂业务，也没有经验，怎样才能领导后勤干部职工做好工作？我只有一招——带头干。食堂炊管人员轮流做早餐，我也主动轮值。为了把棒子面熬得黏糊好喝，天不亮我就早早从西郊赶到什刹海。清运垃圾渣土的工作量大，需要后勤全体出动。有的医务室大夫穿惯了白大褂，嫌脏，我就早早穿好工作服先干起来，人们看见我先上阵了，不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医生，一个个也都跟着干起来。还有，在利益面前，我首先想到要照顾别人。学校简陋，经费困难，好些活儿要师生自己干，特别是后勤职工首当其冲，加夜班是常事，劳动相当艰苦。然而，教工工薪除了我们校领导两三个人稍多一些，一般教工月薪只有几十元。我在劳动休息时常常拿出十元、五元的给大家买冰棍吃。学校给我劳动补助的那一份，有时再从自己腰包中拿出一点儿加在一起，就能买到烧饼夹肉等比较有份量的夜宵了。大家高兴，干起活来自然就有劲。
怀着眷恋之情惜别化校师生
1978年，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被四人帮无理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复校了。我像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渴望回到母校。我向人大递交了一份希望回校工作的报告，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请求。北京化工学校的师生闻讯纷纷向我道别，好多同志赶来参加学校以及后勤为我举办的欢送会，热情地欢送我。李凤荣、武彤云等同志还当场赋诗表达五载相处之情。大家对我的工作充分肯定，对我的为人也给以赞许。有的同志诚恳地说，老李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使我很受感动。
五年艰苦与共的岁月，我和师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即使我已离开了北京化工学校，许多同志还想着我。刘燕楠和安心茹端着一大盆鸡蛋，跑到西山工人疗养院去看望我的病儿小军；张福清去工人疗养院开会，几次到病房探视，使我和荣英很受感动；李凤荣和王京燕亲自给我选购北京化工学校团购的衣服；高国栋开车把学校买的大米送到我家里……事情虽小，但情意深长。我有什么要求也是有求必应。我刚到人大人口研究所，正赶上国际人口圆桌会议召开，会议缺一位专职司机，我急着到李克发家去请求支援，第二天北京化工学校年轻司机刘树岭就被派到会场。
李凤荣、张立桃是北京化工学校的两名优秀毕业生，留校做了后勤职工。我考虑她们都是专门人才，去做她们本专业的工作，无论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好处，于是就请北京化工学校的领导予以照顾。后来，在王春生同志的安排下，李凤荣分配到了图书馆，张立桃分配到了实验室。
1991年，李春和北京市化工学校张立桃（左）、李凤荣（右）师生合影
每年的“八一八”（8月18日）由李秀萍、李殿佐同志牵头组织原什刹海北京化工学校老校友聚会，每次都有很多人踊跃到会，畅叙那五年不平凡的生活和在艰难中结下的深情厚谊。2003年，大家特意聚会为杨启泰、孙尚友、郑师傅和我举行了庆祝八十岁生日的活动，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句句温馨的祝福，让我在团结的集体中陶醉于美好的感情。
使我更不能忘记的是，原后勤组副组长赵立军同志，在北京化工学校时与我密切配合、真诚合作。后来，他调到人大二分校工作，时常搭乘校领导的车，到人大来看望我。他酷爱饮酒，到我家从不奉茶，有菜无菜，都是啤酒招待。我们这对老同事相处很融洽。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一次联欢会后，因饮酒导致心肌梗死，不幸倒在归家的路上。这位壮得像一头老牛，正在为国出力，挑着妻儿家庭重担的好男儿就这样走了。他的去世，引起我无限的哀思和痛惜。
还有一头老牛——李殿佐，他除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外，更热心公益事情。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在1976年大地震时他不顾自家安危，冒着余震的危险，主动和我骑着自行车到老师和职工家去送塑料布等抗震材料。北京化工学校归并到化工大学以后，他是每年“八一八”北京化工学校师友集会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人称“秘书长”，很热心地为老校友服务。我离开北京化工学校后，他和一些原北京化工学校的师友差不多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我。我记得殿佐曾带着学校自养的蝎子，亲自下厨把“横行霸道”的小昆虫，烹调成一道美味佳肴端上餐桌，给老校友们增添无限的快乐。福祸无常，正当他继续为大家服务的时候，万恶的不治之症夺走了他那壮得像一头老牛的身躯，我们大家都为他万分惋惜。
55岁做了文献翻译
1978年我回到了已经离开16年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这时我已经55岁了，这意味着我在这里只有5年的奋斗时间了。
我渴望在离岗之前的这几年好好地做点业务工作，献出我最后的一点热。先经我在干校时的班长、当时在马列主义研究所的马健行同志介绍，经该所党支部讨论同意我到马列所工作。可是到了人大以后，我想马列主义是一门经典学科，以我一个普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是很难胜任工作的。正在犹豫之时，人口理论研究所负责人邬沧萍教授看到荣英，表示欢迎我到他们所去工作，并把他们出版的几本著作叫荣英转交给我看。邬老师过去曾担任校工会副主席（兼职），我当时是专职副主席，因此而相识相知，他的介绍是信得过的。
我看了几本人口学著作，初步认识到人口学是一门新兴的与经济、社会都有关系的边缘科学，在人大刚刚起步，对我这个初学者比较合适。于是我就答应下来，进入了人口理论研究所。我对所长刘铮、副所长邬沧萍、书记耿树平表示：我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愿以几十年前学过的日文为工具为所里的教学、科研服务。所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分配我到情报资料室搞日文翻译工作。就这样，我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五年，一直到离休，才离开了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