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情报小组——“军校十师生”
原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日本师生访华团一行于1984年8月抵达北京。事前我从有关方面得知，该团成员之一，原伪军校第三期本科连连长井上励，指名要约见李凤桐和我。出于礼节和中日友好的考虑，我俩按约定的时间会见了他。井上励向在座的日本师生介绍说：“这两位就是当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恩赐赏’（日本称皇帝奖赏为恩赐赏）的第三期毕业生李凤桐和李宝库君。”日本客人随着井上励的话音，向我俩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人甚至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井上励面带喜色，身有余荣，洋洋自得。但是，这位连长万万不会想到当年在他严密监控下的连队里，竟然潜藏着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小组，特别是作为“军国股肱”的一名“恩赐生”，竟是这个秘密组织中的成员。
1991年，李春（右）与“军校十师生”老战友刘同仁（左）、范迪厚（中）在长春老范家中合影
原来我们第三期生在1941年入学之初，常吉等同学在党的影响教育下就秘密组织了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的“仙洲同盟”。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日伪军利用叛徒、特务诱捕，制造了“一二三○事件”。常吉、孟宪昌等同学被捕入狱，陈东升同学在被押送途中自撞火车壮烈牺牲。但是，同学们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经过一段时期的隐蔽之后，1943年，曾参加过“仙洲同盟”的徐尚丰、冯志良和范迪厚等同学，联络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同期生田羽（蓝中玉）、白山（向恒明）等又恢复和组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秘密小组，积极培养和发展具有爱国思想的刘同仁、阎凤桐、刘运昌参加小组活动。
我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受日伪奴化教育，可以说只读书，不知民族和国家，甚至一直在做着“学而优则仕”的“南柯美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法西斯残暴统治的现实，使我逐渐醒悟，乃至对祖国的前途命运陷入深深地思索之中。在田羽、白山等进步同学的帮助下，我在沉沉的黑夜里窥见了延安窑洞的灯光；在对中国两个战场的对比中，认识了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在我迷茫的头脑中，吹进了一股革命真理的清风，我也毅然参加了秘密小组活动。我们一边秘密学习先进思想，一边积极寻找共产党的领导，终于找到了当时任战术教官的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组的地下情报人员佟志杉同志。
1944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长春绿园佟志杉同志家里秘密集会。佟志杉同志向我们宣布：长春组经考察了解，认为我们这批青年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抗日坚决，在日伪统治下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满抗日，是一批难得的好青年，因而决定吸收我们为长春组领导下的“军校十师生”地下小组成员，并由佟志杉同志具体负责同小组的联系。佟志杉同志传达了上级组织给我们下达的三项任务：一、在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掌握作战本领；二、毕业后到部队团结士兵，掌握武器，准备配合主力对日反攻；三、搞些情报工作。
我们有了党的领导，小组奋斗的方向更加明确，工作更加积极，读书活动也更加活跃了。1945年2月毕业前夕，我们再次在佟志杉同志家秘密集会，具体讨论了毕业后如何落实党的指示，以及分赴各地后相互联系的问题。之后，我们小组的9名同志满怀革命激情和团结抗日的壮志，奔向各自的实习部队。
1993年，“军校十师生”田羽同志
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到部队不到半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了。此间，我们小组的同志在不同地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各自采取了行动。范迪厚在拉古哨水电站伪高射炮营，会同其他军官将值班的日本军官击毙，宣布起义，率全营四百余名官兵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刘同仁在林口伪步兵28团，光复前三天将日本军官击毙，并率其部加入了我民主联军；蓝中玉、白恒明等打入敌军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军1946年解放长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伪禁卫步兵团。利用对新兵教育的机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1945年8月14日，随部队起义；阎凤桐同志在日军投降后，同我一起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不幸在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
地下情报小组——“军校十师生”
解放后，除了阎凤桐烈士牺牲，佟志杉同志于1947年在哈尔滨执行党的任务过程中不幸病故外，当年的“军校十师生”中其余的八位同志，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岁月无情，自然规律难违，时至今日，我们当中又有六位同志先后逝世，现在只有范迪厚和我依然在世，但我们也是风烛残年的垂暮老人了。我们都不改革命初衷，衷心祝愿国运兴隆、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热切盼望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日益发扬光大，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加灿烂辉煌！
战场上迎来22岁生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那十几年的光头也开始留起了长发，脱掉禁锢身心的戎装，换上了舒适的便服，让人心旷神怡，精神大振。田羽、白山、阎凤桐和我在石迪和佟志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和青年读书会的学习宣传活动。不久，田羽和白山留下来继续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我与阎凤桐经长春市委介绍，于1945年10月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当时，国民党从天上、地上和海上大举运兵，急于抢占东北。我党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大批党政军干部，坐车、骑牲口甚至徒步日夜兼程赶赴东北，我们部队就是以这些老干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卫军司令员是原抗联将领周保中将军，我所在的吉长部队营以上干部也多是老区来的。部队驻地在长春以西的双城堡，当时长春由苏军占领，缴获日本的大批轻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我们的军械库。我们的袖标上红下白，用中俄两种文字标出，在政治处工作的伪满建国大学的同学懂俄文，遇上苏军能够沟通，便于合作。我和阎凤桐被分配到吉长部队参谋处任参谋，还有军校下期一位老弟李春祥也在参谋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扩军、训练和对付当地被中央军收编的土匪部队。
1945年12月15日凌晨，天还没亮，傅根深政委把我唤醒，通知我作为通信参谋，随郭文献副司令员率领一营去杨大城子参加战斗。我马上从炕上爬起着装，阎凤桐则在昏暗的灯光下，急着为我准备战斗地区的军用地图。十几分钟后，我已骑上政委为我找来的军马跟着副司令员随部队出征了。下午进入阵地，战斗随即打响了。郭副司令员是三五九旅的老干部，身经百战，他就站在卧倒的战士身后，操着江西“老表”的口音，喊叫着指挥战斗。我紧跟在他的身边，只听敌人射来的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本来听到枪声我也是害怕的，但站在这位勇将的身边，胆子也壮了起来，无所畏惧了。经过激战，入夜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斗。杨大城子守敌被击溃，俘敌二十余人，缴获汽车3辆。这一天恰是我22岁生日，这场胜利的战斗，成了我的生日贺礼。
误入敌阵
第二天早晨，我随郭副司令员进入杨大城子。战火刚刚熄灭，城里虽然墙上贴了一些“庆祝自卫军战斗胜利”、“欢迎郭副司令入城”的标语，但行人很少，街上还弥漫着打仗以后的死寂气氛。我转到城边的土炮楼子上，看见那里还在冒着烟，几具被炮火烧焦的尸体横躺竖卧在那里，散发出刺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