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烧锅大院吃过饭，郭副司令员率领二连分乘三辆汽车赶赴长岭去增援，我随同前往。长岭是我军占据的另一个县城，有二营营长罗勇标率领四连在此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只知道长岭受敌威胁，急需增援，其他情况不明。当我们乘车快到长岭县城时，天色已经黑了，城内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以为是汽车引起的误会，于是郭副司令员就命令我带三名战士前去联系。
到了东城门外，我先派一名战士上前探明情况，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就势趴在路边的壕沟里等候。前去的战士看见守城的人穿着我军棉大衣，戴着红白相间的袖标，就招呼我们：“是自己人，快来吧！”我来到城门口与守城人接头，要求打开城门让部队进城。守城人说夜间进城，要先到营部联系，我们毫无防备地跟着他们进城去找营部。我们的左右，大约有十来人跟着，走了不到50米，这些人一齐下手，冷不防地把我们手里的枪全部抢走。他们大声吼叫：“他妈的，你们落网了！”
这时，我才知道匪兵已占领县城，我们误入敌阵被俘了。随后他们对我们就是一阵疯狂的抢掠，棉大衣不用说，连贴身的衣裤也都被扒光了，只剩一块“兜裆布”，我们裸着身子在寒风中被押送到城门里的一个农家大院，这里关押着一些以前在东门被俘的战士，我们被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匪兵一边用皮鞭抽打，一边骂着：“他妈的，我让你们当八路！”一会儿过来一个据说叫“访贤”的大头目，大声吆喝：“他妈的，把他们都放下来！中央军和八路军有仇，人和人没仇。”匪兵给我们松了绑，把我们囚在一条大炕上，给我们一人找来一套对着太阳能看见天的劳工服，我自己又在厨房拣来一件“油渍麻花”的蓝布衫子和一双破“乌拉”（东北地区冬季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有乌拉草）。平时我们待在炕上，连下地解手都有匪兵持枪跟着，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尝到做俘虏的滋味。我们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反正是凶多吉少。
首长和战友壮烈牺牲
罗营长镇守的这座县城，早在几天前就被国民党军收编的土匪里应外合给占了，罗营长只得率众退守烧锅大院自卫待援。大院围墙很高，四角都有炮台，敌人用土炮攻城、用柴草烧大门，多次进攻都未得逞。这座大院在罗营长的指挥下一直坚持了七天七夜。19日拂晓，敌人选了百余人组成敢死队，从墙外挖地道进入大院，向营部冲来。罗营长巡察回来刚要上床休息，听到枪声，立即提枪出门反击，不幸中弹牺牲。这位1932年参加红军，刚刚28岁的英勇战将，就这样为了人民的解放倒在了东北大地上。
烧锅大院被打开，被俘的我们也被匪兵押送到了这里。在这个大院里已经拘留了一些被俘的士兵，其中有些伤势严重。我从他们口中得知傅根深政委和阎凤桐参谋已经英勇牺牲的消息。原来，12月15日下午，傅政委为了策应驻长岭部队，亲自带着六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坐八辆大车向长岭进发。16日拂晓，在离县城不远的拉拉屯街南甸子，地主武装突然向我部开火，后来又有大批人马和骑兵向我猛冲，傅政委率众英勇还击。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肉搏，傅根深政委、阎凤桐参谋和不少士兵壮烈牺牲。吉长部队失去了创建它的敬爱的政委，阎凤桐烈士为东北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仅23岁的年轻生命。1946年2月，我军解放了长岭，匪首和罪大恶极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人心大快。长岭县人民为这些牺牲的烈士修建了陵园并树立了纪念碑。每当清明时节，一队队少先队员和群众前来瞻仰、缅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
巧计逃出牢笼
我们被押解到烧锅大院没有多久，又被关进了伪县警察署监狱。每十来个人关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监室，挤在一个炕上。炕皮是用单面砖砌的，不烧火冰凉，一烧火像躺在煎饼鏊子上一样烫人。我们在监狱里被审讯了一次，看守我们的土匪都是大老粗，所以请了当地的伪警察审讯。伪警负有罪名，自身难保，既不敢不审，也怕得罪八路，他们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这次审讯就是走走形式。我被俘时拿的是手枪，不敢说是兵，谎称是一个班长。我是学生出身，长得白白净净，不敢说是工农，谎称是小学毕业。当被问到：“愿意在这儿当兵不？”我说：“不当。”又被问到还当不当八路时，我说：“什么也不当了，回家种地去。”只是这“什么也不当了”一句话，在“文革”中就审了我一年多，以后又“挂”了十来年。
在监狱里待了不久，外面不打仗了，匪军又把我们送回烧锅大院。我感到夜长梦多，应该马上寻找脱逃之策。于是就和曾任罗营长副官的王川商量，选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入乡农民进城卖柴禾、买年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时，我们趁天刚亮混在进城的人群中溜出城门。我们走到无人的荒郊野外，迎着初升的红日，激动地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雄壮的《八路军进行曲》，朝着通往长春的大路直奔而去。
走了一天的路，我们的腿也软了，肚子也饿了。我们走到一家大院请求吃顿饭暂住一夜，炮台上的家丁，手握长枪高声呵斥：“赶快走开！再靠近可要开枪了！”地主老财是不会怜悯我们的，我们只好走开。等到点灯时分，我们累饿交加，再也走不动了。这时路边一个小马棚中透出昏暗的灯光，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敲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位穷苦老人，我们自称是城里教书的老师，因打仗被困，现在回家路过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请老人给口饭吃，借宿一夜。老人不假思索地说：“我不管你们是中央军还是八路军，既然到了这儿，就住一夜吧！”说罢，从灶台上端来几碗冰凉的黄米饭和一碗盐水摆到炕桌上。我们饥不择食，一扫而光，累了一天了更是倒头便睡。第二天清晨，我们拜谢了好心的老人，继续往前走。经过两三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回到了长春。
1991年，李春和同监难友王川（左）在沈阳王川同志家中会晤
在长春大姐家，我帮助王川换了身衣服，他就返回沈阳了。王川，原名王忠直，原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党领导下的长春新青年同盟的成员，受组织派遣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任政治处干事。后来，做了驻守长岭的罗营长的副官。人如其名，他对党忠诚，为人憨厚直率。几十年来，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后在中科院辽宁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离休。当年王川与我同在吉长部队工作，被俘时同住一监，系生死与共的战友。1991年8月，我和荣英携孙儿曦曦造访，蒙热情接待，赋五律一首相赠：
挥汗迎战友，列宴会家宾。
谈笑惊白发，觥筹话青春。
牢笼生死谊，盛世手足亲。
忠骨铭尊志，直肠见君心。
投奔解放区，跨进联大校门
被俘脱逃后，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去东北军区工作。从小抚养我长大的老祖母，时刻牵挂着在战乱中的孙儿。为了给老人一点安慰，我请假回锦州老家探亲。当急着要返回长春时，因四平保卫战火车停开，我竟被搁置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我投考了马占山手下一批留日知识分子创办的复兴日报社，考题是“如何复兴东北”。因为我在日本投降后读过一些《民主周刊》、《群众》等进步刊物，所以对战后时局有一定了解，接到考题后振笔直书，结果被录取为助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