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时期人手不足，我也兼管道具和化妆。几个化妆师人很好，将其所知毫无保留地教给我。颜色的选用、化妆品的选购标准以及化妆技术，我均在这一时期开始涉猎。
建团演出
一个多月结束了，1961年12月13日，我迎来了东方歌舞团的建团演出。那不仅是我转行后的第一次实践，也是我学习新知识的开始。
东方歌舞团建立在中央舞蹈学校东方班的基础上，东方班是专门研究东方舞的。当时不仅把中央歌舞团的学员、总政歌舞团的部分学员调来了，还从外省市调来了一部分，有西安的、新疆的等等，都是总理点名的。舞蹈汇演的时候总理还接见过那些名演员。
我什么都抢着干，抢着学。不少舞台工作人员都知道我在后台是主动好学的大忙人，因而对我很好，很热心地给予我指导。我负责服装发放，一回生二回熟，演员们与我也慢慢熟络起来。在中央歌舞团学习时，很多节目我都看过，例如《对花舞》、《荷花舞》、《跑驴》等等。尤其是演员们举起大鞭子甩出“嘎嘎”的脆响，非常具有民族特色，我很喜欢。
说起建团演出时的节目及服装，至今我仍如数家珍。《几内亚舞》没有服装，我们拿着介绍信接收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服装；《拍球》是印度风情的节目，演员身上的衣服也是接收来的；刘淑芳唱的《宝贝》是印尼歌曲……东方歌舞团的节目单一下来，我像个陀螺一样高速运转起来。什么舞蹈正在创作，哪个舞蹈怎么排练，我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工厂能制作什么服装，不能制作的如何解决，也是由我一手负责的。
总理非常支持东方歌舞团的建团演出。没有乐队、排练厅，给我们的房子全都是和平里的套间宿舍。后面的大厅只能容下乐队，可是那里都是水泥地，对音响不好，工作人员们又提出要地毯。总理当时就批准了，把人民大会堂四楼的地毯给了乐队。
陈毅等中央领导参加了我们的建团演出，报纸上也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演出特别受欢迎，很成功。这标志着东方歌舞团正式成立了。演出结束之后，观众都撤走了，演员卸完了妆，陈毅副总理便把大家叫到台下。当时我在后台整理服装。因为每一场每个演员都要演几个节目，演完黑人还要演棕褐色人，一天总得洗几次澡，有时后台没有洗澡的地方。有时候演员来不及卸妆，还得到澡堂里去洗，谁落下什么东西了我都得到澡堂收拾回来，什么活儿都干。
陈毅副总理就讲：“东方歌舞团演出了，效果很好，团里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演员先说：“总理同志，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有时候一天要演好几场，每天都得洗两三次澡，皮肤过敏全都起了红疙瘩，因为我们演黑人或者棕褐色人，身上刷黑色染料，演巴基斯坦或者斯里兰卡人身上都刷土黄色的染料。”
其实演出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几内亚舞》中的演员如何成为黑人的问题。演出一场都得用颜色来抹，颜色都是用啤酒、黄土、黑锅底灰勾兑出来的，往身上抹一抹，看看颜色对不对，对了就用板刷刷上去。表演前，穿上演出服装的演员们都等着我们一个个地给他们刷，谁也不能碰他，演完了得马上洗澡。但时间久了，演员的皮肤扛不住了，接二连三地长出了红疙瘩，大家向总理反映的困难指的就是这个。
陈毅一听，神情严肃地说道：“那得马上解决皮肤过敏的问题。”他这一说，我们当时的团部秘书就说：“小马，把小马找来！”这时就把我叫去了，命令由我来完成这个任务。陈毅副总理当时让行政工作人员拿纸写介绍信，上面盖了七八个国徽大章，让我到指定部门去联系，想办法。
解决黑人皮肤裤袜问题，是我在工作不断进取的一个重要印记，我将在后文中细细讲述。
身兼数职
我一天到晚都要跑陈毅副总理交待的任务，团里要成立舞台队，可就我一个人。田雨上班了，她并不知道我的工作重点，又给了我一个任务——规划整个舞台队伍的人数。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懂。”
她进一步解释道：“灯光、装置、服装、道具、化妆需要多少人来做，你都得规划一下。规划完了好调人。”
“我不懂。”并不是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在作祟，我确实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她批了我一通，还说：“你不会回家学！”我是老青艺和儿童剧院的，“回家”指的就是让我上那儿学。
我也着急了，忙说：“我现在正在解决呢绒丝的问题。”这个毕竟是我在东方歌舞团的第一任务。可新任务还是落到了我肩上，万般无奈之下，我抽了一天时间，拿着本子到青艺最有名的灯光师陈治那里学习。学到的各种有关灯光方面的知识我都写下来，还特别问了一下装置。他告诉我：“你们的舞蹈装置很简单，不用多少人，服装道具你自己想一下，也用不了多少人。”
回来以后，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反映给田雨。这时候人事科调来了两个人，他们在我们演出的时候帮过忙，还都是原来人艺舞台队的，专搞灯光。后来从北影调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以北影的名义去参军的，服役到期回来复员了，人挺实在的，调来之后他也搞灯光。
人事科告诉我，“你们得选一个队长，现在你们四个人，不是你一个人了，王振江是党员。”我说：“我明白，我们都不是党员，当然得让他当队长了。”小队成立了，我每天都得向队长请假，依然天天往外跑，这也算建团演出中的小插曲。
我任务多，演出完后还要负责收衣服。道具在上场门摆好，回收时我不禁感到分身乏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专程拜托李师傅：“你是搞装置的，这是你的业务，你收完了装置，在下场门的地方再收一下道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后来还主动找我说：“小马，你尽管给我增加任务。”李师傅手巧，有些道具坏了还能及时修补，确实帮了我的大忙。
东方歌舞团刚刚建立，团里没有化妆师，我略微涉猎了些化妆知识，还接手了采购方面的工作——到出国人员服务中心购买上妆油、卸妆油、颜色、笔、假睫毛等，我买来的化妆品质量比其他舞蹈艺术单位的都要好。
演员们自己具备一定的化妆技能，减轻了我不少负担，但没有化妆师之前我还要负责装箱子，不仅要装服装，还得装化妆用的东西。建团的设备也归我管，还得制作各种箱子，诸如舞台装置的箱子、化妆的箱子和乐队装乐谱的箱子。没有化妆师之前我们那里有一个演员，叫宋金福，他是原东方班的，一到演出的时候我就把他叫来。
时间久了，他开口就问：“都有什么节目？”
我一一告诉他，再嘱咐：“你帮我数化妆箱。”
化妆箱都在我这儿，我要根据上演的节目检查化妆箱里的饰物是否齐全，当然平常也经常清点这些小物件。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宋金福帮我。直到1964年团里来了化妆师，我才稍有喘息的工夫。
多年来，艺术单位出国后带回的衣服，包括演出服和生活服都得上交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因而对外文委建有一个大仓库，从礼品到各种玩具，应有尽有。东方歌舞团接受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双重领导，加之总理的重视，我时常去对外文委挑些将来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中山服、非洲鼓、印尼服装、礼品……我高兴坏了，拼命往回拉，有时竟然装满了一卡车，大伙帮忙卸东西时也问我：“你拿这些东西有用吗？”我始终坚信这些物件总有一天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