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世有一颗不泯的童心，她同小演员们在一个大树洞里过日子。这个大树洞是制景师与小兔子们精心制作的家园，床上铺着大叶子，枕头是好几个大冬瓜，五颜六色的花朵是用来喝水吃饭的碗杯，挂起来的是一盏盏荷花灯……典型的童话环境充满了小动物们的生活情趣。维世在这里同小演员们模仿小动物的样子，玩“过家家”，帮助孩子们寻找小动物的感觉，体会小动物们的生活规律。
为帮助小演员们感受剧中环境，她多次带我们到京郊西山森林里体验生活。西山是北京城的名山胜地，山高林密，鸟语花香，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好地方。漫步在林间小道，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晨风拂过，松涛阵阵，偶有泉水叮咚做伴，仿佛置身于诗情画意的仙境中。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感受，体验森林的奇特景观和氛围。在这清幽怡静的环境中，导演孙维世带着演员们“走动作线”，完成拍摄前的案头工作。
她和演员们一起采摘野菜野果，品尝酸酸的原始野味；有时则与大家在草地里追逐嬉戏。一会儿她变成小兔子，拍打着并不存在的长耳朵，调皮地蹦蹦跳跳；一会儿她又变成了饥肠辘辘的狼，追赶着小兔子们奔跑，表演着饿狼捕食的动作；一会儿她又蠕动着嘴唇，学着小兔子吃大白菜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953年拍摄电影《小白兔》时，马丽娟（右）与扮演小白兔的陈世愠合影
我们还一同到动物园观察小动物的形体特征、生活习惯、脾气性情。扮演小雌兔的徐小惠同志有一句“哎呀，一股狐狸骚味儿”的台词，维世和她一道站在狐狸窝旁闻狐狸的味道，帮助她把难闻的怪味久久地储存在记忆里。后来，徐小惠再说这句台词时，仿佛又嗅到了那股怪味，演绎得十分真实。
维世根据小演员们的特殊性，摒弃理论术语和长篇大论，而是以形象化的示范动作感染大家，使孩子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童话天地，并顺利切换到形象的创造状态之中！
孩子们长大了，进步了，个个都把自己扮演的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电影《小白兔》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因此跻身于新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童话电影作品之列。维世所领导的摄制组，是一个小小的革命文艺摇篮，哺育了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文艺工作者，为我们后来的艺术生命历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转眼间，近六十年匆匆流逝。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只要忆起孙维世，我就会非常忘情地沉浸在思念之中。从舞台剧到电影，我在维世身边工作长达两年半之久。我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一起“摸爬滚打”，建立了情同母女的深厚情谊。她是我们的导演，更是我们的老师；她是我们的领导，却更似一位温柔体贴的母亲。1953年我结婚的时候，维世还特意送给我一对非常漂亮的枕头，这些温馨的细节像点点繁星，点缀在璀璨的记忆星空里。
维世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她还活着，活在《小白兔》摄影棚里，活在我们心中。作为知情人，能在回忆录中挂一漏万地展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已心满意足。怀念当年的小伙伴们，以无尽怀恋的心情纪念我们的导演、老师、母亲、朋友——孙维世。
儿童艺术剧院
老艺术家任虹去苏联参观了儿童剧院，回国后萌发了一个想法，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儿童剧院，既能适应文艺改制的潮流，又解决了舞蹈演员的去处和发展问题。
维世排练舞台剧及电影《小白兔》算是一个试验，因剧中演员的舞蹈专业性不强，此举有效吸纳了个别舞蹈业务薄弱的人员，成立儿童剧院的可行性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认可。1956年，儿童艺术剧院成立了。我排演过《水仙》，给石联星导演当过剧务，还参加了罗英导演的新戏。
尽管我宣誓“为儿童事业奋斗一辈子”，一心服从领导分配。不过，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太喜欢演儿童剧，大人演小孩子，女孩子演男孩子，提裤子，抹鼻涕，装嫩变小，实在不好意思，羞于动作。再说，那时我毕竟已经结婚了，是孩子的妈妈，还让我假模假式地演小孩，心里特别不愿意，但又不能说出来。
这时我们又开始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任虹很重视，还指出必须要在两年半的时间内达到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儿童剧院自己开设学习班，学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文化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老师们都是国家花大力请来的山东大学毕业生，很严厉。我们像全日制学校的学生那样天天上课，打铃了休息几分钟继续。大家都是小学毕业，填鸭式的学习模式让人喘不过气来。老师们讲授的知识细致入微，生物课上连人体解剖学我们都学了，人体的骨骼、器官构造，都是这一时期接触的。有的人对此表示质疑：“学那个有什么用啊？”我就对他们说：“怎么没用啊？将来生活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早上练一会儿芭蕾，其他时间要视唱练耳，上欣赏课、乐理课、表演课、朗诵课、小品课、观摩课等，内容很丰富。当时我已经结婚，后来怀孕时再做动作，两腿直哆嗦。
在长期高强度的学习、体力劳动以及生活负担下，我患上神经官能症。那时不懂得增加营养，每天靠两个白薯撑着，严重身体衰弱，整个人愈发消瘦了，但我从没因为生病或是家里的琐事请假。党悉心培养我们，我也要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努力学习，达到规定的高度，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共同的心态。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的战友，中央乐团、芭蕾舞团、歌剧舞剧院……还真出了不少人才。
“大跃进”中的工农商学兵文体活动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我被分配到崇文区（今东城区）文化局。我们单位来了两个，歌舞团去了两个，北京人艺的人最多。著名演员刁光覃带了一个队来这里，有导演、演员、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上级让我们这些人把崇文区的工农商学兵组织起来，首先是刁光覃在广和剧院开动员会，讲的是“诗画满墙，人人会唱歌，人人会跳舞，人人会写剧本，人人会演戏”。显然这一时期浮夸风兴起了。
学校里，老师把多才多艺的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年轻人有激情，学习的欲望也强烈，每天都有不少人在固定时间到工人俱乐部集合。相比之下街道和工厂就难办了。街道里老大妈居多，开展动员工作并非易事。加之工人们也搞“大跃进”，又是卫星上天，又是加班加点，分心学习唱歌跳舞无异于强人所难。我们只好先深入与艺术沾边的工厂，诸如玉器厂、象牙雕刻厂、珐琅厂，彻头彻尾地了解生产线的流程和车间人员的构成。几个厂子并在一起，派专人教师傅们唱歌、跳舞。
我负责舞蹈，在玉器厂的时间较长，工人中有些年轻的业务骨干，男的英气，女的漂亮，加之任务相比于其他厂轻松，舞蹈队遂筹划起来了。
其实把我们这批人调出原单位还有更为深层的意义。这时候儿艺想趁“大跃进”时机进行整编，把领导认为不适合儿艺工作条件的人都裁减下去，但又不好直说。于是以下放专业文艺人员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名义，以刁光覃等名人为幌子制造个骗局，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人都调出去。我被调下去后，儿艺把我的组织档案调到崇文区文化馆，而我并不知情，一心想着服从组织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