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感到女儿真是一下子长大了，她不仅能给我安慰，还使我有了安全感。磐磐那时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保护家人。
没想到，“新人大”造反派头头居心叵测，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起了主意，他们借着讯问孙泱问题，把我骗到图书馆楼，然后就不准我再回家。从此，我就被关押了起来，这一关就是一年零九个月。
那是1967年9月间的一个中午，我正在给三个孩子做饭，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骗我说：“你得去‘新人大’总部交待几个问题。”我说等我吃了午饭再去，他们说：“不行，马上跟我们走。”
我跟着他们来到“新人大”总部他们占据的图书馆大楼，一进门就看到造反派在两边站着，如临大敌。他们把我安排在一层靠右边、临校园的一间教室里，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的。
“造反派”让我在那儿等着，我等到天黑，也不见有人来讯问我。大门口有人把守着，我也无法回家，晚上也不敢睡觉，只倒在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第二天、第三天，还是不见有人来讯问我。我除了能在楼下厕所旁边的自来水管喝几口凉水外，什么东西也没吃，我顾不上肚子饿，只是一门心思想回家。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来了一个人，我就问他：“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干啥，不是有问题要问吗？怎么不问？也不给我吃喝，那就放我回家吧！我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呢！”
那人恶狠狠地说：“你有问题，所以你不能回家了！”
“我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讲理，我说，“我只是个普通教师、普通党员，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乱抓人，这是违反‘六六通令[⑥]’的。”
“你的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把问题交待清楚，我们是不会放你走的。等你把问题交待清楚了，再放你回家！”那人回答。
待那人走后，我反复琢磨“造反派”扣留我的目的何在，让我交待什么呢？从那以后，“造反派”也没来审问我，只是让我女儿每天来给我送饭，但她不能进楼里，只能将饭送到大门口，然后由红卫兵转送给我。
夫妻双双被关押
楼里到处都有红卫兵在走动，戒备森严。我身陷囹圄，不能乱说乱动，完全与世隔绝，外界的任何消息都得不到，我真是心急如焚。
我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有时到吃饭的钟点，女儿带着她弟弟来给我送饭，但隔着紧闭的窗户，我也无法和她说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孙泱也关在这幢楼里，因为看见磐磐每天都提着两个饭盒，所以猜想孙泱一定也被关在这里。
我多想和孙泱见见面啊！可是造反派一再警告我：“你只能在这屋里老老实实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否则有你好受的。”我也考虑，图书馆楼那么大，上下四层，也不知到底有多少个房间，何况楼里到处都是造反派在巡逻，我即便知道孙泱关在哪儿，也只能是近在咫尺却像远在天涯，相见不了。
我还是一看见关我的造反派，就要求他们放我回家。我理直气壮地申辩，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这么乱关人是错误的，我斥责他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
“造反派”看我不服，就在一个教室里召开了斗争我的大会。来的人不多，好像有学生，但大部分是工人模样的人。斗争会没什么内容，就是让我老实交待孙泱的“特务罪行”，让我承认孙泱是特务，然后就是喊些口号。
我感到非常难过，又禁不住伤心落泪。我一边哭一边回答：“孙泱不是特务，是个好同志，我没有什么好交待的。”
“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已经对孙泱下结论了，你敢说不是！”他们朝我喊着，又喊起了口号。
我平静地回答：“我相信中央文革，相信江青同志，但这不是事实，不是最后结论。”
这时有两个“造反派”气得开始动手打我，这个一拳打过去，那个又一拳打过来，说：“你这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同志。孙泱的问题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你还死不认罪。”
在斗争会上，我一直在流泪，不管怎么斗，我也只反反复复地说那几句话，怎么也不肯承认孙泱是什么特务。其实这帮“造反派”是色厉内荏，蛮不讲理的，只会扣“大帽子”，挥舞拳头，以势压人，只能用毛主席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打倒……”之类的口号来威胁人。
因为孙泱根本不是什么特务，所以造反派也编造不出任何谎言、只字片言来证实孙泱是特务。但是既然给定了性，就必须从政治上打倒，并且凶狠残忍地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继续欺骗群众，而广大群众是不了解真相的。
自打孙泱被批斗关押以后，尤其是我受牵连的遭遇，使我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体会。此时，我又非常思念孙泱，不知孙泱在哪儿？是否正在挨批斗？会受到什么样的酷刑？我多想我俩在一起挨斗啊！那样总可以见上一面。
斗争会结束后，我回到那间教室，看到屋子里挂了一根绳子，我还下意识地拽了一下，拽不下来，我心里就犯了嘀咕:刚斗完我，他们挂这绳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诱我自杀或谋害我？我什么问题也没有，绝不能中了“造反派”的圈套，于是我提高了警惕，整夜都不敢睡觉。
果然，深更半夜推门进来了两个男人，我猛地坐了起来，问道：“你们要干什么？”那两个人听到我的话没有答腔，悄悄退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把挂绳子的事向关我的“造反派”质问：“你们挂绳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倒打一耙”，说我想自杀，死在这儿给他们栽赃。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为什么要自杀呢，何况我也没绳子，屋顶那么高，我能挂上去吗？”
他们无言以对，只好把绳子摘掉，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通过这件事，我深感孙泱和我的处境非常危险。我怀疑中国人民大学里有坏人，我知道他们对孙泱什么都不交代的状况，必然不肯善罢甘休。我们两个人的境遇都非常危险，都身陷牢笼，遭受迫害。“造反派”对我们封锁了外面的消息，如果我们受“造反派”任意蹂躏，被不明不白地整死，那么广大群众就难以了解真相，我越想越担心害怕。
我想如何才能把孙泱和我的情况送出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我女儿传个信息，让她告知姑姑，这样就可以转达给周总理。
可是我没有纸笔，也无法和磐磐当面说，我就在屋子里的地上捡了一张借书的卡片，用发卡划了几个字“爸妈在受迫害，速报中央！”
当天傍晚，磐磐和宁宁同往常一样来给我们送饭，在等候拿回饭盒时，他们就顺便溜达，四处张望，突然看见我在窗户里边向他们招手并示意。他俩就走到窗前来，磐磐贴着窗户，也不知她能否听清我的话，她还没来得及问，就看到一个红卫兵朝她走过来了，瞪了她一眼，叫她把饭盒拿走。